第12章 剥洋葱

都会自动得到解答。一旦弄清楚了头痛的结构，我们就可以随意回答所有“为什么”的问题。患者头痛，是“因为”他抑制住了哭泣，是“因为”他没有表达自己，是“因为”他收缩了肌肉，是“因为”他打扰了自己，是“因为”他内化了不哭的命令。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寻找原因而不是结构上，还不如放弃治疗的想法，加入焦虑不安的祖母的行列，用诸如“你为什么会感冒？”和“你为什么这么调皮？”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来攻击患者。

当然，治疗师的所有问题都是对患者身上正在进行的过程的干扰。那是一种入侵，通常是微小的冲击。这就导致了一个明显不公平的局面。如果治疗师一方面拒绝患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提问，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吗？难道不是一种专制程序吗？难道不是与我们将治疗师从权势人物提升为人类的努力完全相反吗？诚然，要找到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方法并非易事。

治疗师当然并不是唯一能够提问的人。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列出患者利用这种方法所能做出的所有事情。治疗师的问题可以是充满智慧的，有益于治疗的，也可以是令人恼火的，唠唠叨叨的，当然，还可以暗含着“你说了什么”和“你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语义。患者的问题也不总是能让人明白它们是源自哪一个混乱的区域。有时，患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信任治疗师，所以，他会用问问题来考验他。如果患者非常怀疑，便会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

患者的问题大都是与口头解释代替理解的概念有关，只要给这样的患者灌输各种各样的解释（尤其是当其情绪受阻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待在自己神经官能症的茧里。

干扰患者提问的想法和心理治疗本身一样古老。即便像“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样简单的回答都是意在让患者重新拾起自己的资源。我们想引出患者问题的结构及其背景。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自我。所以，我们的方法是让患者把他们的问题转化为命题或陈述。

一开始，他们只会用其他表达方式来限定问题，但会坚持提问：“我很好奇……”然后，我们会重复我们的请求。现在，患者可能会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或那样的，你觉得怎么样？”这至少向前迈出了一步：现在，患者开始表现出犹豫不决，需要得到智力支持。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要求他进行信息重组。此时，患者可能会变得放松一些，许多原先压抑的信息可能会释放出来。举例来说：

患者：支持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你能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吗？

患者：我想知道你所说的支持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这还是提问。你能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吗？

患者：要是可能，我真想在这个问题上狠狠地揍你一顿。

现在，有了直接的自我表达。没错，他的语气很不友好，从社交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让人接受，但是，这让患者的自我意识增强了，从而他的自我支持也得到了增强。虽然治疗师可以提问本章前面提到的五个问题，但他并非局限于此。由于治疗师最初的那些与意识有关的问题都是接触患者自我的一种方式，所以，患者的陈述和操纵治疗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抗所谓“存在性崩溃”的神经机制。通过患者的陈述，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且是更具体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患者通过这些机制所做的就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推卸责任。对他来说，责任意味着责备。由于他害怕别人责备，所以，他随时准备责备别人。他似乎在说：“我的态度与我本人无关，都是我的神经官能症所致。”但是，责任的确意味着反应能力，或者选择自我反应的能力。

无论神经官能症患者是通过投射、内射、融合还是反射使自己与自己分离，他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在放弃了责任之后，他也放弃了反应能力和选择的自由。

为了让神经官能症患者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其愿意承担的任何责任。治疗师也是如此。他必须对自己对患者的反应负全部责任。他不对患者的神经症负责，也不对他的痛苦或误解负责，但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动机和对患者的处理以及治疗情况负责。

治疗师的主要责任就是质疑不代表自我的任何陈述或行为，这是患者缺乏自我责任的证据。这意味着他必须处理每一种出现的神经机制。患者必须合理利用每一种机制，将其转化为自我的表达，这样，才能真正发现自己。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机制呢？前面给出的哭泣—头痛和喘息—焦虑的例子表明了处理融合的一些方法。这两种心身症状本质上都是融合的证据。在第一种情况下，受害者通过控制哭泣的需求来锁定对眼睛周围肌肉的控制；在第二种情况下，受害者通过控制情绪反应来锁定对呼吸的控制。在两个不同关系的两个不同术语之间建立了同一性之后，他们通过干扰每个术语的前半部分来干扰后半部分。我们帮助患者通过对症状的体验发现自己如何人为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用症状代替自我表现和自我体验，从而化解这种纠缠。

回射的证据都有哪些？我们经常在患者的身体行为及其对“自我”语言的使用中发现这一点。比如，假设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正坐着谈论某件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击打自己的手掌。很明显，这是一种回射行为。假如治疗师问他：“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