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拨两山前线执行侦察任务。
我所在的九连没能接到命令开拨前线，使我们不少的战士在长期的紧张过后留下了遗憾，我们连有三名班长、两名火箭筒手有幸被抽调到了侦察大队，参加对越作战。
严伟作为师侦察连的一员，顺理成章的加入了侦察大队，担任大队长的就是师侦察科的科长陈立文。陈立文所带领的侦察大队在中越连境的两山前线历期十一个月，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侦察任务凯旋而归。严伟在这次侦察任务中荣立了二等功，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还以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炮火，将负伤的陈立文背回了国境线内，与陈立文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战友情谊。
侦察大队回部队后，陈立文调到我们团任团长，严伟也被陈立文从师侦察连调到了团特务连任侦察排代理排长。政治处同特务连相隔不过几十米，得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因为严伟的关系，我与团长陈立文的关系也好了起来，经常同严伟到团长家去玩。陈立文的爱人苏阿姨特别的热情，总是挂在嘴边说严伟是老陈的救命恩人，到苏阿姨的家，我们就象是到了自己的家，我们象一家人一样的毫无隔阂。
当时，部队已有明确规定，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必须经军事院校学习，我便申请报考军事院校。股长说：“留你们在政治处，是要你们做事的，要考军校回连队去考。”在机关呆了一年，已不适应连队 的紧张，不愿重回连队，只好放弃了报考军校的愿望。在部队提干无望，便盟生了退意，立即递交了退伍申请。股长认为我还算一支笔，任怎么说也不同意退伍。
报考军校不准，退伍不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当时就想，要想退伍，就必须让领导认为你是一个无用的人，才会批准。为了退伍，我便消极怠工，第二年几乎没动过笔，尽管如此，还是有些评论之类的豆腐块儿出来。
严伟已经报名参加军校考试的了，可他在考试前由于去外地出差，被感染了黄疸性肝炎。在考试期间他正躺在医院的病**，丢失了一次在部队提干的机会。
于是严伟同我商量，俩人一同退伍。在我们共同作出决定后，拒绝了陈立文和苏阿姨的一再挽留，一同离开了有浑厚感情的军旅生涯。
回到家乡后，我到了一家水电施工单位，严伟到了省城的一家运输公司做了一名司机。严伟所在的运输公司由于经济上的调整，经营上很不景气，慢慢地已不能正常运转。严伟便回到秀湖与人合伙买了一台半新的卧铺客车跑起了长途运输。在他自已跑车后不久就碰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被送进了看守所，成了一个加框的人。
严伟出事后他家里人没告诉我，我是半年多后才知道的。那次我到苏阿姨家去，是苏阿姨告诉我的。我一听就呆了，怎么也不敢相信，严伟怎么会在牢房中呢？苏阿姨说老团长已去秀湖看过严伟了，去的时候严伟还没判。现在得到的消息是严伟已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留在了秀湖县看守所中服刑。
知道严伟服刑的消息后，我的心一阵阵揪痛。自小长大的朋友、同学、战友，现在正在高墙中，我的心一阵阵揪紧。这次事故，不但使严伟身受牢狱之苦，最为严重的是他家的经济已将崩溃，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作为亲密的战友，我没有能力帮他摆脱牢狱之灾，只能尽我的经济能力，在经济上帮他一把，至少要将严伟在外的妻儿的生活安排好，不能让她们有衣食之忧。
同苏阿姨商量后，由我开车同苏阿姨一道前往秀湖看守所去看望我的战友。在秀湖我们见到了严伟的妻子何玉琼和他的女儿珊珊，再一同到看守所去。在看守所，我们见到了刚从附近的学校挑粪回来的严伟。只见他浑身是汗，胡子已有多天未刮了。见到我和苏阿姨后，心情激动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写这部书，是因为冲动、**，一种无法抑制的**。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我既是睡觉的床，又是堆放着稿纸、书本当成工作台的**，我强令自己不要停下来，要努力地写下去。只要一停，我就会自己失去信心，再也不会有这逐步形成耐性。我给自己下达了任务，每天至少不能小于3000字，每月不能小于十万。 我就这么苦写着，终于在九月份**地完成了近六十万字的上部初稿，才可以舒一口气，但我知道，这口气并不能太久， 我还有太多的事要做。还必须要修改、要誉抄，我还不能借助电脑的帮助，还有下部要构思，要起草。我必须一鼓作气地完成。一旦停下来，我怕我再没有勇气去提笔。
写这部书，我并没有什么动机，想要有种什么精神，想要去欧歌什么。自然也无法总结，只是想告诉人们一些人、一些事。
我在到看守所去看严伟前，还不知道有看守所。我知道有收容所、拘留所、戒毒所、劳教所、监狱、劳改农场，但就是不知道有看守所。但我知道有那么个地方是关押未判刑的人的地方，但我就是不知道它就是看守所，也从来没向人打听过，好好的一个人干嘛去打听看守所？
看守所其实就是一个寄放犯罪嫌疑人的仓库，所长们则是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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