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后受到了优厚的对待。所以，我不能穿着他们的衣服回国。于是，我一只脚踩在苏联，一只脚踏在中国，把全身衣服全脱光，包括皮鞋、袜子和鸭舌帽，全部丢在了苏联那边，因为苏联人这时已经管不着我了。
我只穿着一条短裤，进到了中国的境内。这位制定了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叫李效智的塔城军分区参谋长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让我感觉象是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一位叫刘志斌的《解放军画报》记者也冲了过来，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不知是体弱，还是不能承受这种激动。我当即一下晕了过去。等我上到救护车上时，才慢慢地醒了过来，身旁的同志们开始给我换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
其实，当我得知我就要回国时，心里就一直有着一种忧虑和不安，因为我想凡是被敌军俘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不知道首长和战友们会怎样看待我这个被苏军俘虏的人。他们对我在苏联所做出的绝不出卖国格和人格的抗争和表现会相信吗？可是，眼前这一切让我感到我的忧虑和不安是多余的。我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袁国孝。可是，救护车上的人告诉我说，军分区已经在托里县修好了烈士陵园，其中有个坟墓就是袁国孝的。因为苏联人把我方牺牲的人的遗体都带走了，后来又送了回来。但因为气温很高，遗体腐烂，所以，很难辨认。后来听苏方说有个姓李的还活着，所以，人们以为是李国桢。为此，军分区首长很快让...
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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