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忽然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安妮。”
听见这个声音，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
“……王总？”
“飞机晚点了？”
“嗯。”
“预计什么时候到港？”
“十二点。”
“不用等了，先回来吧。”
“不回来，这是张总交给我的任务。”
“我是张总的上司。”
“如果我回来，客人到了谁接？”
“不用接，可以坐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王总，我们中华民族是友好热情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不能让莅临CGP检查工作的外国专家受此冷遇。我，谢安妮，要把公司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执行到底。”我公事公办地答道。
电话那一端，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哪里？”
“候机厅的咖啡馆。”
“为什么我没看见你？”
“……我在洗手间。”
“把烟掐了，过来见我！”
沥川的声音，无论说什么话都好听，嗯，这么凶的口气，真是少见。
为了防止他闻到烟味，我在身上喷了浓浓的香水。沥川坐在轮椅上。瘦削的脸，纯黑的西服，浅蓝的衬衣，条纹领带。咖啡馆里所有的女人，无论老少，都在偷偷地看他。
沥川不喜欢轮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用，我从没在任何公共场合见过沥川坐轮椅。
我“Hi”了一声，走到他面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的面前有一杯柠檬茶。显然是我的香水呛着他了，他背过身去，轻轻咳嗽，然后说了一声“Excuse me”。
我在心中暗笑。沥川还是老毛病，无论是咳嗽、打喷嚏或借道，都会说“Excuse me”。有时候他去提款机提款，点错了一个键，都会对着机器说“sorry”。
“想喝点什么？”他问。
“咖啡。”
“两份奶两份糖？”
六年前，我喜欢的咖啡带着浓重的奶香，很甜，很腻。
“黑咖啡，无糖。”
“Irish cream（译：爱尔兰奶油） or Noisette（译：榛子味）？”这是沥川和我在一起时，我最喜欢喝的两种味道。沥川不说“hazelnut”，非要用法语“Noisette”。
“Columbian，please（译：请给我哥伦比亚咖啡）.”我现在改喝味道最浓，最本色的那种。
真是样样都变了。
他转动轮椅，去买咖啡。付了钱，请服务小姐给我端过来。
我没戴眼镜。瞪大眼睛看着他。他的脸离我很近，反正也看不清，我毫无顾忌地凝视着他，好像他是外星人。
“So，”他说，“你很近视？”
“有一点，不严重。”
“好久不见，小秋，”他说，声音是虚幻的，“你好吗？”
“挺好。你呢？”
“也挺好。”
“难得来中国，没顺便带夫人一起过来？”我问。
“一向单身。”他看着我的脸，“你呢？”
“个人隐私，无可奉告。”
屏蔽。
显然被我这句话打击了。接下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也一言不发。
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就这么僵着。
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好像两个陌生人，各喝各的饮料，谁也不说话。
终于，我先开了口：“沥川，你为什么要回来？”
他怔了怔，想不到我会有此一问。过了好久才说：“公干。”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他又想了好久，敷衍：“公干结束。”
他的样子很不自在，握着茶杯的那只手几乎要把茶杯拧破。而且，脸崩得紧紧的，很局促，很紧张。我觉得，看他的样子，若再问几个他答不上来的问题，他就会立时昏倒在我面前。
也罢，不为难他了。我笑了笑，继续说：“那么，请问，公干期间，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朋友？熟人？同事？上、下级？总之，肯定不是恋人。
“我们之间，是工作关系。”
我深吸一口气。工作关系。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心烦意乱不想接，直接打开挂掉。
过了半分钟，手机又响了。
我只好打开：“喂？”
“我是萧观。”
“萧总？”
“今天我去了CGP，艾玛说你去温州了？”
“是啊。”
“有个拍卖行要出一本手册，偏巧心如病了，活我已经接下来了。能不能帮个忙？我出双倍译酬。”
“什么时候要？”我掏出我的记事本，看时间。
“月底行吗？”他说，“你先办完温州的事。”
“多少页？”
“五十页。”
“很多古文？”
“全是。”
“好吧。”
“谢谢。”
我打算收线，不料他又说，“安妮，上次是我唐突了。请你不要介意。我和艾玛以前有很深的过节。”
“不介意。”
“什么时候回北京？”
“十天之后吧。不确定。”
“记得事先通知我，我去机场接你，顺便请你吃饭。算是谢罪。”
“不用不用，你太客气了。”
“安妮，你以前可曾被男人追过？”
我一愣，说：“不曾。”——我在想，我和沥川，究竟是我追他，还是他追我？想不明白。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我先追的，是我先请他看电影嘛。这么说来还真是始乱终弃，我还对他怨而不怒。
“你先试试我，就当热身吧。”
我没来得及回答，电话挂了。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看见自己的手指在不停地发抖，决定出去抽烟。
“我出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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