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

自喜吗，原因就在于包装盒上写着“五到六年”？（译者注：其实是“五岁到六岁”的意思。）得克萨斯人：你打哪儿来？

哈佛大学研究生：我来自一个讲话不会以介词结尾的地方（译者注：得克萨斯人的问题是以介词from结尾的）。

得克萨斯人：好吧。你打哪儿来，蠢货？

一个白痴沿着河往前走，然后发现河对面有另外一个白痴。第一个白痴冲第二个白痴喊道：“我怎么才能到对面去？”第二个白痴马上回答说：“你已经在对面了！”

名列前茅的这几则笑话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让读者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笑话里的人看起来都很愚蠢（比如拼图的人）、会对一种显而易见的情景产生误解（比如河对面的白痴）、嘲讽另一个狂妄自大的人（比如得克萨斯人回复哈佛大学研究生的话）或者让掌握权力的人看起来很可笑（比如老师和小朋友）。关于喜剧和悲剧的区别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如果是你掉进了没盖盖子的下水管道检修孔，那就是喜剧。不过，如果掉进去的是我……”我的这些发现刚好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实验上的支持性证据。

当人们感到有优越感时就会发笑，这一点可不是我们首先发现的。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就提到了这种理论。“优越性”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笑源自于露齿的动作，就像是“古代丛林决斗中胜利者的吼声”。正是由于笑与动物性和原始性有关，所以柏拉图不太爱笑。他认为取笑别人的不幸是错误的，而开怀大笑是一时失控的表现，会让我们看起来有失人样。事实上，这位现代哲学之父非常担心笑对道德品行的潜在破坏，所以建议人们尽量少看喜剧，而且永远不要演这类低俗的戏剧。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后来写的文章也呼应了柏拉图的观点。遗憾的是，我们只能间接地从一些参考资料中看到亚里士多德对笑的看法，因为他的原始论述早已年久失传（翁贝托·埃科所著《玫瑰的名字》的核心思想就来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很多成功的小丑和喜剧演员就是通过为我们营造出一种优越感而把我们逗笑的。支持这种理论的证据是很容易找到的。在中世纪，侏儒和驼背的人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笑。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会取笑精神病院的患者和畸形秀中的怪胎。197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要求人们用几个形容词来描述喜剧演员时，他们通常会想到“肥胖的”“畸形的”和“愚蠢的”等词。

“优越性”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取笑某个群体。英国人向来喜欢讲爱尔兰人的笑话，美国人喜欢取笑波兰人，加拿大人总拿纽芬兰人开涮，法国人总爱嘲讽比利时人，而德国人调侃的对象是本国的奥斯特弗里斯兰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一群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另外一群人的痛苦之上。

1934年，伍尔夫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优越性”理论的首个实验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分别请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评估各种笑话的可笑程度。为了尽量控制笑话的呈现方式，研究人员把所有的笑话印在了一条长140英尺（约43米）宽4英寸（约10厘米）的布上，然后以固定的速度把长长的布条从实验室墙上的开孔里穿过，确保每位参与者一次只能看到笑话中的一个单词。每则笑话的结尾处都会印上一个星号。只要一看到星号，参与者就必须喊出他们觉得刚看到的笑话有多好笑。笑话的好笑级别介于-2 （非常无趣） 和+4 （非常幽默）之间。正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预测的那样，非犹太人会觉得贬损犹太人的笑话更可笑一些，而犹太人更喜欢贬损非犹太人的笑话。实验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有关对照组——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对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说是不是一样好笑。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呈现了一系列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比如下面这则经典笑话：为什么苏格兰人高尔夫打得那么好？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击球的次数越少，球的损耗也就越少。结果惊奇地发现非犹太人比犹太人更觉得这则笑话好笑。开始的时候，研究人员在想是不是因为非犹太人更有幽默感，后来意识到选择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作为对照组实在是不明智之举。犹太人和苏格兰人都经常被人当作笑话中的“吝啬鬼”，这让犹太人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同情心理，所以他们会觉得嘲讽苏格兰人的笑话并不好笑。很显然，参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对于人们来说并非易事，有些参与者抱怨说，很多笑话他们早就听过多次了，有一个人甚至表示，他宁可遭受电击也不愿意再听什么一句话幽默了。

如今，研究人员已在致力于克服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帮助扩充和优化了“优越性”理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笑话带给人的优越感越强烈，人们就会笑得越开心。如果一名残疾人踩到香蕉皮上滑倒了，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好笑，但如果把残疾人换成了交警，那几乎每个人都会马上笑出声来。这个简单的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笑话都是拿当权人物开涮的，比如政客。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的经典调皮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路上塞车太严重了，我使劲儿挤过的空间竟然比克林顿对‘性’的定义还要窄”，或者法官和律师，“你把智商只有10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