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凡管军将校及故宋贪官，有趁社稷交替之机渔夺百姓田庐、产业者，着各省官员将掠夺之物，归还原主。凡居民开荒自养者或小本行商，其田租、商税，酌情减免。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等课程，从实办之，不得随意征收。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等名目花样，悉除免之……”
董文柄的语调缓和而郑重，提到治国之策，他身上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无人能比的自信。“故宋朝廷捐税少，但各地官员私下名目甚多。陛下减免之，百姓自然念大元，而忘大宋。而江南之地，雨水过多。适于农渔，而不适于牧。此时江南百姓，十仅剩其一。陛下鼓励其开荒，授其田产，每人料可得地数十亩。此乃平头百姓毕生所望也，得其地，必忘其主。如此，数载之后，谁还知大宋乎。文贼收买人心之策，亦随之败。天下必可大定！”
在董文柄的记忆里，大元朝的确在江南征服之地，曾经试行过一段类似的善政。但不久就随着消灭残宋势力目的达到，而废弃不理。而现在，为了从政治上与文天祥较量，必须重提这些怀柔之策。董文柄从流传于民间的报纸和坊间巷里的流言中，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天祥在福建所行的新政给破虏军带来的好处。对付福建新政的办法，怀柔好于打压。大元朝疆域广，本钱足。跟破虏军比收买人心，轻易不会输掉。况且这么做，还会在百姓口中，为自己这些投靠了北元的儒者留下爱民之名。百年之后，论及是非功过，至少自己的举动可以说附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酒徒注：纵观忽必烈一朝，随着蒙古、汉、色目三方势力的角逐，政策变化很大。同常是一边下旨减税，一边将税务“承包”给色目人，任其狂敛。矛盾甚多，笑话亦甚多。）
“此外，臣请陛下，尽早订立江南诸官俸禄和蒙古、探马赤、新附军军饷，使文武百官所取皆有凭依。不可在民间随意搜刮！”除了对百姓进行安抚外，董文柄还建议对官员行为进行约束，并完善各地的官员俸禄。在他眼里，刘深和达春等人鱼肉百姓，最大的原因还是大元自立国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俸禄标准造成的。蒙古人不知道俸禄之说，开始，百官的俸禄全凭对民间的掠夺和皇帝赏赐。至元七年，长江以北地区的官吏和转运使的官俸才定下来，但阿合马麾下为国理财者，却不遵从这种制度。而是从上交给国库的收益中进行提成。江南等地官员的薪俸制度更乱，完全是谁抢到算谁的。既然朝廷不禁止抢劫，军官和士兵自是放开了手去抢。谁对百姓客气了谁是傻瓜。（酒徒注：文中时间为至元十六年春，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新附军开始有军饷。至元二十二年，蒙元全国才有了统一的俸禄标准）
“此事可以从长计议，这是文策，那武策呢？”忽必烈点点头，郑重地问道。董文柄的建议，不可谓不善。忽必烈能看出来，这个策略完全出于公心。如果此策真的执行，恐怕那些趁火打劫的南宋降官，要把董文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但吞并天下，真的是依靠那些在马刀前就会抱着头哀哭的平头百姓，而不是那些踏在百姓脊背上的英雄么？忽必烈不敢确定！以蒙古族崛起的经验，各部落中的英雄起到的作用，比百姓大得多。那些南宋投降者虽然无耻，毕竟曾经是一国之精英。
“武策必须以文策相辅佐。眼下北方海都等人，蠢蠢欲动。中书（辖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一部分）、陕西、甘肃三行省的兵马不可轻调。陛下欲平江南，只能借江南人马。欲灭残宋，必须倾整个江南之力。不可轻敌犹豫，让残宋有了喘息的机会。所以，臣以为，以一名将统领整个江南人马，整合在江南的蒙古、探马赤、汉、南诸路大军，齐头并进，以泰山压卵之势，一鼓而下之！”
“善！”忽必烈一拍桌案，站了起来，“以江南之力图宋，以北方之力护卫大元，大兄真乃我之王猛也。不知眼下何人可为将，望大兄教我！”
“伯颜！”董文柄大声答道，“以威望、资历、智谋与决断，皆非伯颜大人莫属！”
忽必烈惊讶地看向董文柄，正遇上董文柄那明澈的目光。这个建议是无私的，也附合忽必烈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残宋的势力在一年内死灰复燃，并且越来越壮大，朝廷必须提高对其的重视度。倾全部江南之力，对付广东、福建两路，从力量对比上来看，取胜的难度应该不大，需要考虑的是时间早晚问题。
如果解决残宋时间拖得太久了，领军武将的选择上就需要甚重。统帅整个江南大军的人不但要善于指挥大规模战役，而且要求威望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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