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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再没听到任何消息。静秋的妈妈自我安慰说：“算了，就这样了吧，至少没把挨打的知青抓去，没受处罚。”然后含着眼泪把伤还没好的哥哥送回乡下去。可能哥哥队上的人听说了告状的事，有点害怕，就照顾哥哥，让他看谷场，比下田轻松，但一天只能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估计年终需要更多的钱去还口粮钱了。

想到这种种必需的花销，所以，暑假的第一天，静秋就叫妈妈带她去找“弟媳妇”那当居委会主任的妈，想找零工做。母女俩一大早就去了“弟媳妇”家，等在那里。“弟媳妇”叫李坤明，大家叫他妈李主任。静秋实在有点愧见“弟媳妇”，因为两人虽然是一个班的，可平时见了面，话都不说，现在却要求上门来，请他妈妈帮忙。

静秋的妈妈教过李主任的大儿子，所以李主任对她妈妈很客气，让静秋的妈妈先回去，说我会给你女儿找工的。静秋也只是每年让妈妈引见一下，所以也叫妈妈回去，妈妈回去后，静秋就等在那里。

当时，那些需要零工的工厂企业会派他们那边管事的人到李主任家来要工，大家都把工厂那边派来的专管零工的人叫“甲方”。

“甲方”一般在早上九点以前就来要人了，找零工的人，如果过了九点还没找到工，那天就算废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找到一个工，就可以做好几天，等到那个工程告一段落了，零工们就又到李主任家来，等着找新的零工做。

那天跟静秋一起等在那里的还有一个老婆婆，不知道多大年纪，反正牙都掉光了。静秋认识她，以前在一起打过零工，别人都叫她“铜婆婆”，大概是姓“童”，但因为她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外面做零工，静秋就觉得她应该是叫“铜婆婆”。听说“铜婆婆”的儿子挨斗的时候被打死了，媳妇跑了，留下一个刚上学的孙子，让“铜婆婆”照看。静秋想都不敢想，如果“铜婆婆”哪天死了，她那个孙子该怎么活下去。

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一个“甲方”来要人，说是需要壮劳力，因为是从停在江边的货船上把沙卸下来，挑到岸上去。静秋自告奋勇地要去，但“甲方”看不上她，说他不要女的，女的挑不动沙。李主任叫静秋莫慌，说等有了比较轻松的工再让你去。

又坐了一阵儿，来了另一个“甲方”，这回是要打夯的，静秋又自告奋勇，但那个“甲方”也不要她，说她太年轻，脸皮薄，打夯是要大声唱歌的。静秋说，我不怕，我敢唱。“甲方”就说你唱个我听听。静秋觉得那人有点流里流气的，又碍着“弟媳妇”在旁边，就不肯唱。

“甲方”说：“我说了吧？你根本不敢唱，这活只能找中年妇女干，人家那嘴，什么都唱得出来。”

“铜婆婆”说：“我敢唱，我也会唱。”当即就瘪着嘴唱起来，“尼姑和尚翻了身，嗨，吆呀霍呀，日里夜里想爱人，也呀吗也吆霍呀——”

静秋一听，那唱的什么玩意啊，都是男男女女的事，虽听不太懂，但是也知道是有关半夜里女想男、男想女的事的。她想自己肯定干不了这活，只好看着“铜婆婆”金榜高中，欣欣然地跟“甲方”去了。

那天一直等到十点都没等到工，静秋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去了。呆在家里一天没工做，真是如坐针毡，就像有人把一块二毛钱从她口袋里掏走了一样，只盼望第二天快快到来，好再到李主任家去等工。

一直等到了第三天，静秋才找到一份工，还是那个挑沙的工。“甲方”说前几天找的人，好些人都挑不下来，逃掉了，所以他只好又到李主任家来招工。静秋央求了半天，“甲方”才答应让她试试，说如果你没干到一天就跑掉，我是不会付你半天工钱的。静秋连忙答应了。

找到了工，她感到心里无比快乐，好像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共产主义一样。她跟着“甲方”来到上工的地方，刚好赶上零工们在休息，全都是男的，没一个女的。那些人见她也来挑沙，都很惊奇。有一个很不友好地说：“你挑得少，我们就吃了亏，等于要帮你挑，你还是找个计件的工去干吧，干多得多，干少得少。”

另一个好心点的提醒说：“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一个跳下船，一个挑上坡的，一个人又挑下船又挑上坡还不累瘫了？谁愿意跟你一组？跟你一组不是得多挑几步路？”

静秋淡淡地说：“你莫担心，我自己跟自己一组，我不会挑得比你们少的。”

“甲方”说：“那你就在这干着再说吧，不行就莫硬撑着，压坏了没劳保的。”

有个认识她的说：“你妈是老师，你还贪这点小钱？”

还有一个见“甲方”走了，就流里流气地开玩笑说：“大夏天的，有你一个女的在这里真不方便。待会儿干得热起来了，我们都兴把衣服脱了干的，你到时不要怕丑啊。”

静秋不理他们，心想：你脱的不怕丑，我看的还怕丑了？她只埋头整理自己的箩筐、扁担。开工时间到了，她跟着一群男人下河去。货船跟河岸之间搭着长长的跳板，只有一尺来宽，踩上去晃晃悠悠的。下面就是滔滔的江水，正是夏天涨水季节，江水带着泥沙，黄中带红，看上去尤其可怕，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