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赵光义

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16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44岁了。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