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不敢与之抗礼，奉命起草诏书的不能提出存在的问题。王安石的这些揭露，探深地刺痛了执政者和一些同类的佞臣，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众矢之的”了。有的人预见到王安石会走上执政舞台，所以拚命造谣中伤以阻止他的上台，其时就出了一件杜鹃先知天下将乱的怪事．据属有一天，邵伯沮过洛阳的天津桥，听到杜鹃的啼声而闷闷不乐，同行者问他何故，他则回答说，洛阳从来没有杜鹃鸟的，现在杜鹃哀鸣，是预告人们不用两午时间，皇帝就要重用南人为相，天下将要大乱了；问他有何根据呢？回答是北鸟南飞天下太平，现在杜鹃自南而北，所以天下将乱．这种利用候鸟南北飞鸣而和所谓社会动乱联系起来，编造政治谣育的目的，是企图用谣言来左右皇帝旨意，阻止改革者上台和改革的进行，为北人掌握相权鸣锣，动员群众的舆论来扼杀变法．其用心是极为阴险的，这在当时是富有欺骗性的。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假托，就缺乏生命力。而一切改革，不论是为历史开道的洪流或是逆流，总不是谣言所能遏止的．造谣者的直接靶子当然是对准王安石，一计未成就另生一计．于是，假托苏洵之名而撰写《辨好论》的文章，又公开攻击王安石为“大奸惹”．后人考证又是邵氏手笔，反映在熙宁改革前北宋朝廷上下的政治斗争已经极度尖锐，改革正是这种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内部矛盾的产物，咒骂倒是促成了新皇帝的注视王安石而加速其上台。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逝世，赵顼即位，是为神宗。他在太子时已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上时政疏》等政论文章，感到这是个人才。因此，即位不久，闰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以病辞；乃以知制诰知江宁府再命，王安石就重返政治舞台了。第二年(神宗熙宁元年)，授以翰林学士称号，召其越级入见皇帝对策。这次谈话深得神宗皇帝的赏识，事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条陈目前政治形势、内外矛盾、朝政失修、社会弊病，对之作了深刻论析，其要点是：批评累朝君主因循弊政，脱离政事，不与智能之士议政，一切制度、官职名实不符，任官不分清浊，正确的识见不为见重，各路监司不通察检之道，吏部无考勤之法，裙带关系位列显职，真才实学反受捧斥，守边御敌无有为将士，科举不取经世济时之才，学校缺乏培养有为人才之法；农田水利失修、赋役苛重而不知救济，边兵垂老而不知更新训练；宫卫尽市井二流之徒，宗室升迁唯亲，治理财政无方。他指出累朝皇帝但知畏天命、畏议论，苟安于对外的妥协忍让，而现在应当认识天命是不会长久的，那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道奏札确实比两次上仁宗书要广泛、深入、具体、切中要害碍多。实际上这是熙宁变法的总论纲和设计蓝图．对策时王安石要求神宗以尧、舜、文王、唐太宗为榜样，表示自己愿如周公旦、魏征一样辅助明君开创大业与励精图治．这一席谈话和一道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百年无事”札子，深深地震动了居安不知危的神宗的心灵，坚定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改革图新信念，奠定了熙宁变法的思想基础，也奠定了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君臣精诚合作推行变法的政治基础。北宋的历史即将展开新的一页了。

熙宁变法 功乎过乎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兼新建立的制定与实施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事，标志着熙宁变法的开始．二十多年来的地方官员开始的社会改革的实践，使王安石日益深刻地感受到这场改革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与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更是与国运兴衰，民生顺逆联系在一起。他现在既不能逃避现实，回到耕读和孝梯的领域里去，也不能瞻前顾后，走走停停，他现在已是如过河卒子那样，在计谋与胆略的凭恃下拼命向前了．在受命之前，他还可以从容思虑、纸上议政，而一旦相权在握，他只有夙夜匪懈去制订一项一项新法，去一步一步实施新法，将变法进行到底了。

早在提出“百年无事”等几个札子里，就早巳提到累朝因循旧制、理财无方而得出改革必须以理财为先的结论．在执相以后 颁布三司条例的奏议中，更是明确指出要通过理财采达到节省均 输劳费、去除重敛、宽裕农民、民财不匮乏和国用丰足为理财主要目的．因为这与整个变法要改变“积贫积弱”面貌、实现“富 国强兵尸总方针，总目标联结在一起，与改革其它领域的旧的体制、旧的面貌联结在一起。因此，纵观熙宁改革过程中，无可否认经济领域的推行改革，改变旧制居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了解这点，对于深入了解王安石的改革方略租变法实际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他表明在历代任何一次社会改革中，联结于上层建筑一切领域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总是居于第一位的。

均输六路 贸利八方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宋廷颁布第一项改革法令，诏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命条例司拟定章程，并任命薛向为总管六 路均输和平准的发运使．均输原来是转输各地贡品、调节四时丰 歉的一种制度．汉代桑弘羊和唐代刘晏掌管财政，把均输与理财 贸利联结起来，开辟丰足的财源．王安石看到贡物盲目集中京师， 造成积压过多，物价下跌不敷运费，而有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