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到了中央，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犯颜直谏。他看到刘太后独揽大权，把宋仁宗当成傀儡，便批评这种不合理现象，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别这样锋芒毕露，他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会不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但不久，范仲淹因由此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在宫中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他冒着触犯虎威的危险质问道：“如果宫中半天不吃会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老百姓没有饭吃，岂能置之不理？”说得仁宗无话可答，只得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部分赋税。为了劝戒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过分奢侈。范仲淹经常大胆上谏，皇帝不快，又将他贬出朝廷。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任所常动，但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注重发展教育。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这样，走马上任伊始，他就了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海的计划。他又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授天章阁待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即宋都，今河南开封）。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等大官僚，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要职上，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陈腐污浊的空气。他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对这种行径非常痛恨，故经常向皇帝进言。故而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像这样的晋升，是循序升迁；像那样的遽然晋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公道，那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于宰相的私意了。况且，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职至饶州知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光（尤其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他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

军中一范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原本臣属大宋居住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且把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都征发为兵，沿宋朝边境部署了十万人马。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就更狼狈了，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步兵携带武器和口粮，走几十里地就气喘吁吁，骑兵中有的不会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再加上将领更换频繁，军纪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