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攉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成为宋神宗的顶梁之臣．宋神宗还曾想让司马光主持朝政，领导改革．然而，由于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方面，产生了分歧与对立，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司马光终于又一次离开朝廷，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于熙宁三年(1070年)到水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司马光是多么不愿意离开首都啊，他是多么希望宋朝能够振兴啊．然而，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熙宁四年(1071年)初夏，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公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从此，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内一住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司马光虽然仍然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既不能参与朝政，也不想参与朝政，而是埋头于完成自己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离开首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到洛阳，这是司马光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转折．这转折，对司马光来讲，是祸从天降．然而又有谁不为司马光的因祸得福而敬佩呢举世闻名的《资治通鉴》，正是由于司马光可以闲居洛阳十五年，专心致志地修成了．这才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司马光将与《资治通鉴》永存。

仁义礼信 治国治民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他尊孔称儒，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他主张对百姓实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司马光的“兴教化”，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风气．司马光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大事，应该抓紧抓好．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致，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为宋朝统治服务，就会发生问题，动摇统治基础．因此，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注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当然，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范畴．但是，司马光的立足点，是要对人民实行“仁政”，不主张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反抗朝廷，发生暴动，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统治者，是各级官吏官逼民反，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为防止百姓主要是农民起义，司马光强调要“修政治”，即选用好人才，修改好政策法令，严明法纪等。

司马光的“养百姓”，就是要宽待百姓主要是农民，不要过分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在司马光看来，农民是天下衣食的直接生产者，如果不让农民休养生息，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不但农民活不下去，国家也将贫穷衰亡。这种“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支配着司马光的行动。他一再反对当朝向农民增加税收．他极力劝谅统治者不要挥霍民财。由于灾荒，许多州县老百姓受饥挨饿，“民多莱色”，而朝廷官吏还在那里搜括百姓，挥霍浪费，他怒不可遏，坚决要求朝廷节省开支，罢宴罢赐．而他自己，则带头将恩赐交给公用。由于北宋农民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劳动大多，甚至使农民流离失所，司马光建议减轻劳役负担．有一次，司马光拍案而起，坚决要求皇帝“更下诏书，深自咎责，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也就是说，司马光要求皇帝深刻检讨，并且让大家都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养民”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以转灾为福。这种为民请命的胆量和气概，当时并不多见。

“养百姓”是前提，“利万物”是目的。所谓“利万物”，就是有利于物质生产。司马光不是清淡家或空想家，他知道要国强民富，不发展生产，不重视生产，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是一句空话。因此，司马光同样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他明确地说过，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而当时的一些政策法令，已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他曾尖锐指出“害农者政也”，即政策阻碍了发展农业。他建议“为今之术，劝农英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在他看来，光是口头上叫喊重视农民，劝告农民好好生产，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能够安居乐业．所谓“平籴”，宋初，旷常平仓”，是行之有效的重农政策：在丰收年景，政府以高价大量购买粮食，避免谷贱伤农；而在灾害兼收之年，政府则以低价将粮食卖给农民，甚至救济贫民，以免谷贵害农。这种措施，到司马光时代已经名存实亡。司马光再三主张整顿和恢复“常平仓”以促进农业生产。

司马光在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任谏官和侍从时，更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革新意见。例如，在人才问题上，司马光反对冗官成灾，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恶劣风气，主张精兵简政，主张打破门第出身，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主张以实际才德，越级提拔重用各种专门人才。又如，当时冗费和冗兵惊人，成为极大祸害，他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主张还兵于农，不要扩军，要让士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而对于国家无度的开支，他更严厉要求上自皇帝，下至县吏，应该节约为民。再如，司马光对于当时朝廷麻木不仁，反而以歌舞升平来掩盖问题成堆的状况，十分不满，指出这是不事进取，得过且过的坏风气。他强调“务实”，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他自己，则是埋头苦干的务实家。有一次，司马光叫人去卖掉他家的马。他嘱咐卖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