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世界观的斗争，也就过分了。

自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逐渐变化，变成单纯地为了增加官方收入。因此，新法的法令不但推行困难，而且一部分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原谅司马光晚年所犯的错误。是的，废除新法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实行新法需要慎重、稳妥，废除新法也需要稳妥、慎重。苏东坡曾经劝告过司马光：“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这一忠告是多么地深切而有远见。但是，固执的司马光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自认为废除仅有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决不可以慢慢来，而应该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样迅速、及时。这就使他最后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急躁病，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了。后采成为著名奸臣的蔡京，善于投机钻营，他钻了司马光性急如焚的空子，在开封府五天之内就废掉了免役法。司马光自己清楚，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更主要的，他认为新法已经成为害国害民的弊法。废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他有良好的动机与愿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司马光对待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无法摆脱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但是，他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契丹族、党项族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司马光希望汉族统治少数民族，然而，他认为这种统治，既不应动辄用武力征服，更不应把少数民族当作奴隶。司马光认识到，当时我国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没有力量，更没有必要急于求得统一。因此，司马光主张对待邻国，必须采取和睦亲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诉诸武力．他提出“交邻以信”，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国的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佩服宋朝。自然，司马光清楚，即使如此，邻国还有可能犯宋，这就同时必须加强战备，巩固边防．而巩固边防，不在于扩军，而在于选择好将帅，加强操练．这些看法和主张，应该说是附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基本正确的．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认识到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劳民费财之举．所以，在他任相时，将变法期间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的要求，还给了西夏．如果把这种主张和作法，称之为卖国和罪行，是不恰当的。且不论在今天看来，西夏和辽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就民族和国家而言，宋朝有权建立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契丹和党项族也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既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与国家，就可以而且应该睦邻相处．西夏或辽国进犯宋朝不对，宋朝进犯西夏或辽国，难道就是正义之师司马光并不主张对西夏妥协、退让或投降，他曾经积极参与过对西夏的防守．他所反对的，是宋朝进犯西夏。把王安石称为企图统一中国的英雄，而司马光则被诬为投降路线的代表，事实上，王安石等好大喜功地主张对外战争，中国并没有统一，反而由于战争而损失了无数人力物力，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主张战争未必都是英雄，坚持和平未必都是卖国。我们不能跟着宋代人的大汉族主义和中原王朝中心观跑，而应有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史学大家

司马光一生的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著作方面。他的著述之多，使人为之倾倒。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外，还有《滦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等等，这就在宇数上超过了《鲁迅全集》。如果加上《资治通鉴》那么，可以说司马光著述之丰，真可谓前无古人了．《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不朽之作，共二百九十四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该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在世界史学史上，也首屈一指。研究中国史，了解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苦于没有机会和时间．在和王安石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触、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