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首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发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欲望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欧阳修的诗，首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 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发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发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首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首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首《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首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首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首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发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