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

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 1260 年命尼泊尔工匠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 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 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 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 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 年至 1972 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