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

”为载体，强调实践与国家的大一统。蔡襄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张实行政治改革，严格按照封建法律治理国家，并提出积极的财经思想以克服“三冗”（冗官、冗兵、冗员），力主加强边防，抵御外族侵扰。蔡襄总结作物的栽培与加工、修建桥梁等勇于实践的论著也丰富了宋学的内涵。

蔡襄是北宋时期福建著名学者，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他不仅长于文学，工于书法，而且广泛涉猎文、史、哲各学科，理论根基深厚；且注重实践精神，诸如修桥铺路，提倡植树，研究并总结茶叶、荔枝的栽培等，解决了许多当时的技术难题。有关蔡襄的论著很多，但基本未论及其与宋学的关系。本文仅就蔡襄在北宋前期“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宋学”的形成。

众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期，中国在经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而重新统一之后，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从三个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即收拢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央，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加之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强禁军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和转运使制度等措施，几朝皇帝均忠实执行并有所发展。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并迎来了我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宋学”的创立。

一“宋学”的形成与发展。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繁荣，一次是汉武帝时期定儒学于一尊，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学”的勃兴。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把黄老刑名、农杂纵横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帜之下，用儒学来统一自战国以来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它已非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就其外延而言，则仍包括文、史、哲等各个文化层面在内，而且还包含逐渐形成的“经学”。至于“宋学”，则应当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在陈寅恪先生之前，宋学原有两种涵义，一等同于广义上的儒学，即赵宋一代之学术文化，包括人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宗教、文艺、史学、教育、科技等；一指清初以来与训诂之学相对立的经学流派。“宋学”一词专门用来指称两宋学术时，也以为是宋代经学之专用名词。在“宋学”形成初期热衷于振兴儒学、倡率节义之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均持此种意见，他们耻言功利且深恶痛绝之。如蔡襄在《废贪赃文》中所作的概括就足以证明，他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同时蔡公还猛烈抨击了那些靠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而大发横财的无耻小人，并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蔡襄与欧阳修、石介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同科进士，“三十年”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语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于儒家传统文化复兴的知识分子推行“耻言营利”，标榜重建儒学的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鞭挞了在振兴儒学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丑陋现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儒学的学术发展史。儒学大盛于西汉，其衰落则始于东汉。与此同时则有佛学自西方的传入。随着佛教的东渐，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学自魏晋以来逐步流行，儒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佛教的出世理论与儒学的入世思想反差极大。关学门人范育为张载《正蒙》所作序言专门回顾秦汉以来的儒学变迁：“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可见，由汉迄唐，拘泥于六经章句的训诂之学，在日益强大的佛学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招架。加之以“玄学”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独揽风骚，中国的学问家们再次打破了汉末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于是代表时代特征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复苏了儒家所具备的传统的开放精神，并且完成了对西来的佛学文化和本土的玄学文化的改造、融合与吸收。“宋学”不仅吸收了佛学的精髓，使佛学蜕变为“宋学”的一部分，而且渗透到文学、艺术、史学、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等广义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评价极高，他在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他预言，宋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造极”，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将来。可见他充分肯定了“宋学”对中国学术的积极影响。在“宋学”创立之初最艰难的阶段，蔡襄、欧阳修等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