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

坏的现象极为反感，并严厉抨击，体现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两旁植树，大至修泉州洛阳桥、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业。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时，曾令各地夹道植松，庇护道路，自大义渡至泉、漳计700余里。民歌颂之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又如时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阳桥，从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后历时7年完工。该桥位于洛阳入海口，因建于万安渡旧址，亦称“万安桥”。他组织工匠采用先进技术建桥，先在桥址处抛投大量石块，形成水下暗堤，继而在堤上建造桥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设重达十余吨的石桥梁，且大量养殖牡蛎，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这种“筏形基础”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显示了独特的造桥工艺，乃宋代古桥一绝。其四，蔡襄在两度知福州任内组织民众大兴水利工程的建设，修复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当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部，周围约23里，是晋严高任太守初筑新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涝。五古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百姓额手相庆。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在闽县修渠21976丈，在侯官县挖渠浦125里，并疏通了城内原有的河道。这些水工在排涝抗旱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内涝与干旱之苦。此外，蔡公还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树专著《荔枝谱》及茶叶专著《茶录》。

蔡襄不仅对宋学理论身体力行，而且还十分强调学术的批判精神。此项内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赘述。

治国之道与“宋学”的理论升华。

毫无疑问，蔡襄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总结出系统的治国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宋学吸收了这些精华并构成自己的学术核心，使宋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学科。蔡襄的理论体系主要建构在《端明集》“国论要目”之中。他的治国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兴治道”。他认为首先要做到“明礼”：“臣请集大儒鸿博之士约古制而立今礼，使百官万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远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参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礼制，有利于百官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效能。其次是“择官”：“何以致百官之职，毕举在择官也。择官在于取士”，他认为所谓“制科、进士、明经”如果官运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辅，缺陷是“不问能否下至军职，以战功流外吏”，结果是“小者治一务，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犹驱车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仓廪以济之，赋入有程，散施无极。国何得而不贫？国既贫矣，民又不安其所，岂所谓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谓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尽其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二是“正风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废贪赃”。他深感痛心地说：“今夫食禄而治官，材与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虽废职尚可恕也。至于凭恃官威因缘而奸求取赃贿，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他对贪官中饱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举步维艰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尤以耻也。今事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他认为应当使官员知礼义、识廉耻：“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管子曰：礼为廉耻，国之四维。今风俗已坏，四维不举。伏惟陛下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语，使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设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三是“谋财用”。蔡襄特别重视“强兵”。他对宋初军伍庞大，支出浩繁的现象极为担忧。他对军费开支算了一笔细帐，结论是国穷民困的痼疾在于军费支出远远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真宗与北敌通和以后近六十年，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诸路置兵不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认为精兵减政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减，固当有术以消之，又当有术以精练之。其说至多，难以遽言。”由此可见，宋学发展至蔡公阶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