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弋顿了一息，“有点事做也好。”
俗话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这至多只能当做旁观者的聊以自慰，根本无法安抚当事人的牵肠挂肚。南弋一直和国内的汪霖保持着联系互通有无，他通过温格尔教授搭线到WHO那边询问消息，也利用自己的资源试图找到当地的联络途径。
但是，短期之内，疫情控制区严格执行只进不出的政策，没有一点风吹草动透出来。他能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寥寥无几，且严重滞后。
被多方证实的第一条讯息，便是个十足的坏消息。
由资深病毒学专家带队的疫情防控小组进驻之后的第一轮筛查，确认了十六个感染病例，其中包括一位“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仅此而已，再无更具体的细节，而这已经是一周以前的状况。
回到基地十天，南弋白天在实验室和会议室之间往返忙碌，除了翻看手机通讯的频率高一些之外，看不出太多异样。每个夜晚来临，他严重失眠，药物调节效果有限。
睡不着的漫漫长夜，总是忍不住千丝万缕的遐想。三十多年人生中，他面临过许多岔路，但凡有一个选择变更，大概都会避开如今的局面。他宁可没有回国，没有遇到过邵禹，但又忍不住回想从相识到他离开，不过短暂的时光。南弋分不清，到底是那段磕磕绊绊的相处本身早已在他心中刻下未曾意识到的深切痕迹，还是现在的状况加深加重了原本的分量。
但无论如何，两个人的情感瓜葛，赔上一条生命的价值，是不值得的。
他私下决断，这次要是侥幸无恙的话，他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把邵禹送回国内。或者，不用他煞费苦心，在经历了这样一番劫后余生之后，但凡是个理智的正常人，都该后怕，亟需回归到至少安全稳定的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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