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拓

人群，彼此都血脉相连。但司马迁不喜欢汉武帝任命的那些官员，不论是跋涉关山的使者，还是纵横沙场的将军。《匈奴列传》最后有一段著名的“太史公曰”，实际上适用于汉武帝所有的开疆拓土：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司马迁先回顾了孔子作《春秋》时候的手法：春秋初期，鲁隐公、鲁桓公时候的事，包括一些政治内幕都说得清清楚楚，但说到了鲁定公、鲁哀公的时代，表述就非常隐微了，因为这就是孔子生活的时代，写当代史，不能做什么褒贬，这是因为充满忌讳的缘故啊。

司马迁这么说，当然也是在表达，自己有很多话不好直说。所以读他这段话，一定要注意弦外之音：

世俗中那些谈论匈奴问题（其实包括其他开拓）的人，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只想着自己获得一时的成功（完全不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他们不顾一切推销自己的主张，使那些偏激的观点显得合理，而不考虑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

将帅们依仗着中国地域广大，士气雄壮（觉得反正出了问题也会有国家兜底），天子就根据这些人的主张来制定国家政策，所以建立的功业，终究不能深广。

显然司马迁认为，这些人是在拿汉朝的国力和国运做赌博。

接下来司马迁回顾历史，尧这样的上古圣君，也是得到了大禹这样的贤臣辅佐之后，才治理好了天下。于是他接连感叹了两遍：最重要的事，就是选择好的将相啊！

司马迁不可能也不愿意直接指责汉武帝，所以他说，皇帝没有用对人，用了太多的赌徒。站在历史的高度，恐怕不得不说，司马迁这里的观点是说不通的。

除非你反对汉武帝的开拓本身，不然就必须承认，能够把事情办成的，往往正是这些野心勃勃，胆大妄为，创意无限，不惜代价也会无情践踏道德底线的人。

靠道德和才华都达到绝高境界的人来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只是美好的愿景，问题是世界上哪里有如此多的完人？这种理想的状态，这个小小寰球上的人类历史里，几乎就从未出现过。

相反，赌却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只要需要，总会有足够多的赌徒。理性告诉你，不要去做那些成功概率极低的事；赌性却告诉你，还是要放手一搏。

和平安乐的岁月里，赌只会制造不幸；但历史的某些关键突破口，也许只有赌一赌才有希望。这也就是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的：“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人类进化的亿万年历史中，对赌的爱好始终保存在天性之中，大约也正是为此。

汉武帝扩张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恰恰就在于，这个过程里可见的不仅是帝王对皇权无远弗届的追求，实际上参与其中者万里觅封侯的热望时时更为耀眼。朝廷的意志和冒险者的欲望，难分彼此。

毋宁说，他们的意志之刚强果决，才智之高明卓异，作风之豪迈放恣，手腕之灵活残忍……都非常类似一千几百年以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向西走而到东方，你不能说是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哪个愿望更强烈些。这种气质一直延续到汉昭帝、汉宣帝的时代，类似傅介子、陈汤这样的人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或埃尔南•科尔特斯。

这和中国后来盛世的一些大规模行动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前往陌生的海域，没有开辟新的航路，而是对之前已有的航海经验做了伟大的总结，所以整个行动显得更有规划更有条理。但更重要的是，规模巨大的舰队出海似乎只是永乐皇帝个人的意志，其余人包括郑和在内，都只是执行者而已。当然，同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也在积极往南海活动，然而这些行为和官方几乎没有互动。朝廷与民间向海洋探索的欲望，属于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汉武帝时代这种上下贯通探索边境绝域的热情，在中国古代史上竟似乎成了绝响。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又很容易对司马迁的话有共鸣。

汉武帝时代这些狂热的冒险者，他们追求成功的梦想，摧毁了汉代普通人的生活。

陆路的远征，各种物资的运输成本，比海上要高出许多倍。更不用说，汉武帝时代的战争，是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全国总动员。一系列行动就如同一只只吞金的巨兽。汉兴七十余年，什么“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几乎转瞬间化为乌有。

司马迁写道：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