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酷吏

处，就是不作不必要的恶。

张汤这样和形形色色的人相处，别人得到了好处，自己也在建设广泛的关系网，对不怎么相干的人客气一点，至少也没有坏处。司马迁说：“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猜忌，处事不纯正公平，却拥有这样的好名声，就是表现之一。

而也正是因为聪明，张汤特别清楚，自己的前途，归根结底掌握在谁手里。

那当然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要让他欣赏你，绝不是靠溜须拍马就可以的。

张汤仕途的第一个阶段，无疑是靠业绩碾压同事的，政治上大概并没有站队。他是靠田胜带上路的，后来又有丞相田蚣一再推荐，却并没有被当作是田氏这个外戚集团的人。

所以元光四年（前131年），田蚣死，汉武帝对田家的怨气爆发，张汤却一点没有受影响。下一年，汉武帝还把一个特大案件交给他。

那就是陈皇后巫蛊案。

张汤的酷吏作风这次充分展示，“深竟党与”，也就是牵扯到尽量多的人。最后，这个案子杀了三百多人，陈皇后也因此被废。

当时张汤的职务是侍御史，这是御史大夫的属官，总计十五人，级别可能是六百石，充其量算中级官员。张汤敢对皇后这么狠，当然是看准了汉武帝和陈皇后夫妻感情很不好，憋着早有废皇后的心。

当然，这么做一定会得罪皇后的母亲、仍然很有影响力的馆陶长公主；也会被认为“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的社会舆论所抨击。这个时候，张汤敢赌敢拼的一面就压倒了八面玲珑的一面，而且在皇帝欣赏可能带来的利益面前，名声也就可以不在乎了。

汉武帝果然因此对其非常赏识，升他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隶属于郎中令，是皇帝身边的官，显然，汉武帝已经把张汤当作亲信了。

任太中大夫期间，张汤和另一位酷吏赵禹主持了一项重要工作，“定诸律令”，对法律法规进行了整理修订。这次修法的内容，《汉书•刑法志》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但关键还是司马迁的概括，“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即新的法律大大强化了对干部队伍的管理。显然，这正是汉武帝亲政之后，极力追求的目标。

到元朔三年（前126年），张汤升任廷尉，也就是司法系统的最高长官。张汤的作风，是凡事顺着汉武帝的心意，皇帝想严办谁，他就会严办谁，而且一定会办得特别漂亮。皇帝是推崇儒术的，张汤的判决，就要在法律依据之外，还要上升到儒家伦理的高度。他特别找了一批精通《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到自己手下，审理重大案件，判决书上，一定会引用几句圣人的言论。

碰到疑难问题，张汤一定会为汉武帝把各方意见都摆清楚，皇帝认为正确的，就记录下来作为判决依据，颂扬皇帝的圣明。

前面讲的，张汤勇于为下属背锅，不掩盖下属的功绩，还有断案时偏袒民众打击豪强，凡此种种，当然全部都是汉武帝欣赏的做派。

任廷尉期间，张汤连续审理了淮南、衡山、江都几个诸侯王的谋反案。张汤的做法是“皆穷根本”，结果处死了上万人。判决的时候，有几个人汉武帝想轻判，张汤竟然一反常态，敢和汉武帝据法力争，认为这些人非处死不可。

众所周知，打击诸侯王是汉武帝一朝的基本国策，但他又绝不愿意显得不重视亲情。面对一个“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皇帝，张汤这么表现当然不奇怪，按照角色分配，完成自己的表演而已。

明代的大才子王世贞，读史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疑问：张汤的儿子是张安世，他们父子俩都是出类拔萃的聪明人。为什么张汤刻薄而阴险，张安世谨慎而谦恭呢？

实际上，父子性情差别很大，固然是常有的事，但张汤的天性也未必是“刻而险”的，他只是足够聪明，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张汤之所以是酷吏，是因为汉武帝需要酷吏，如果换一个需求完全不同的皇帝，张汤也完全可以是一个作风完全不同的官员。

逢君之恶

在另一位酷吏义纵的传记里，司马迁突然拐了一句：“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张汤靠执法严厉而当了九卿，但治理的基调还是宽松的，而且也比较讲究做事要有法律依据。

这话当然是说义纵比张汤更凶暴得多。但张汤是做到三公的，为什么不说他“以深刻为公卿”呢？是不是说，做了三公之后，张汤就治也不宽，法也不辅了呢？

《平准书》里写到张汤的结局，还有一句“张汤死而民不思”。这话也很奇怪，人民不怀念的官员，从来都是绝大多数，一个酷吏，为什么还要专门强调一下？反而让人觉得，张汤在民间的口碑，曾经还不错过，后来才崩掉了。

从前面列举的那些事实看，张汤严酷的对象，是皇后，是诸侯王，他是皇帝收拾权贵的匕首，但不是对着百姓挥舞的镰刀。相反有些举动，还挺和群众心连着心。

但张汤不断在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