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伊塔洛·卡尔维诺所绘的《我的父亲》。
我父亲总是从那儿（厨房门）出门，他穿着打猎的服装，打着绑腿，然后你就能听到他穿着钉鞋走过水渠的脚步声，狗脖子上的铜铃声，还有朝向圣彼得大街的栅栏门吱嘎作响。对我父亲而言，世界始于此，并向上延伸，而向下的那一部分世界不过是附属，偶尔需要去那里处理一些事情而已，但总归是毫不相干且无关紧要的世界，需要大步流星，逃也似的离开那里，绝不会东张西望。我则恰恰相反：对我而言，这个世界，这颗行星的版图，恰恰是从我家向下走的那部分，其余的部分都是空白，毫无意义。我希望从下面那些街巷与夜晚的灯光中破译未来的密码，它们不仅仅是我们这一隅之地的街巷与灯光，而是这座城市，是窥探所有可能存在的城市的一个窗口，如同它的港口已然成为各大洲的港口。我从我们家花园的栏杆探出身去，所有吸引我、让我感到惊奇的东西都触手可及——却也遥不可及——所有东西都深藏不露，犹如核桃壳里的核桃仁，未来与现在，以及港口——它们都在那一栏之外，我现在也不确定我说的到底是哪一段时光，究竟是我从未出过花园的日子，还是总是逃出去四下转悠的时日，因为现在这两段岁月已然融为一体。光阴流转，留下的只是一些地点的记忆，而这些地点也面目全非——港口已经看不见了，被萨尔迪广场和布雷斯卡广场的高楼大厦的屋顶遮挡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段防波堤，几只小船的桅杆顶端；甚至连街道也被遮蔽无遗，我完全无法从那些连墙接栋的屋顶中辨认出道路的走势，也辨认不出任何比例与透视效果：那边圣西罗的钟楼，阿梅黛奥亲王时期的市立剧院的锥形穹顶，这边老加扎诺电梯厂的铁塔（现在，它已荡然无存了，只有名字还倔强地、不可替代地留在史册中，真所谓名存实亡了），还有被我们称为“巴黎屋”的阁楼，那是一栋用于出租的公寓楼，是我几位表兄弟的房产，当时（我指的是1930年左右）它矗立于圣弗朗切斯科河的悬崖之上，是遥远都市的孤独前哨……旁边“烛台门”的河岸高耸，如同舞台侧幕，河流从罗里奥桥下淌过，芦苇、洗衣女，以及垃圾秽物都尽掩桥下。在那里我家有一片陡坡园地，它紧邻“松果老城”。老城如同刚出土的骸骨，灰暗且遍布孔洞，上面布满或黄或黑的环状焦油污迹，间或生长着几丛杂草。就在老城的圣科斯坦佐区——该区毁于1887年的地震——还坐落着一座公园，十分整洁，但略显凄凉，公园的植物篱笆与沿墙种植的果树缘山而上，尽头是建在木桩上的业余舞蹈俱乐部；还有一栋以前医院的小楼，以及十八世纪的海岸圣母教堂，它的外墙上大面积的蓝色十分显眼。母亲们的呼唤声，姑娘们或酒鬼们的歌声，都会按照不同日期和时间段，从城市高处的斜坡上响起，划破寂静的天空，清楚地落入我们家的花园里；而在城市接连不断的红鳞瓦上方混杂着有轨电车与锤子的叮当声，还有德索纳兹兵营院子里孤独的军号声，贝斯塔尼奥锯木厂的嗡嗡声，以及圣诞节时，海边旋转木马的音乐声。每一种声音，每一个形象，都与其他的声音和形象交织，单靠视觉或听觉都无法获取它们的全貌，唯有靠猜测才行。(1962)
圣弗朗切斯科河与通往圣约翰的骡马道。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圣雷莫的风光。
1937年，圣雷莫的皇后大道。
1937年，莫尔加纳海滩。
在1960年（卡洛·博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和1973年，卡尔维诺详细介绍了他与利古里亚及其居民的深厚渊源。
利古里亚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恋自己的家乡，就像礁石上的帽贝，你永远无法移开它们；一类是以世界为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像在自己家一样。但即使是第二种人——我就是第二种人——也许你[卡洛·博]也是——他们定期回乡，他们对家乡的依恋并不比第一种人少。我的家乡位于西里维埃拉，十五年来此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无法认出原来的面目，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混凝土森林中重拾记忆中利古里亚的面貌，是较之恋爱中的忧虑更令人回味的故乡“爱恋”。就像从盛行的商品化思维中挖掘出我们家庭昔日的道德传统，对于你来说，亲爱的博，那将是一种隐约带有詹森主义的天主教，对我而言，是一种世俗的、马志尼的、共济会的传统，全部面向“行动”的伦理。对我父亲与日俱增的怀念将我与我的家乡，特别是圣雷莫以北的乡村联系在一起。他是具有最为独特品格和人生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后复兴运动的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使实际上他在大西洋彼岸度过了他生命中的三分之一时光——他还是不复存在的那个利古里亚的最后一个典型的利古里亚人。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感性因素，而我一直理性地尝试从最先进的生产世界，对人类历史起决定性作用的相关生活领域的视角来看待事情，无论这些生活领域是处在欧洲的工业界，还是美国抑或是苏俄。在我年轻时，这种矛盾经常让我思索：既然我知道有价值的世界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世界，而里维埃拉是靠一种夹在旅游业的虚假繁荣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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