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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毕业后分配到党的机关工作。起初在区委组织训导处，后来调到党中央干部局。一年后他当上了领导干部处的训导员。1937年以后他很快就当上了党的州委书记，正如俗话说的，成了一州之主。

他说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命运，大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师、银行经理、工会主席、集体农庄主席和剧院经理的升降去留全操在他的手中。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懂得这些词句的伟大意义。党信任他！他虽然没有写过伟大的著作，没有过惊人的发现，没有指挥过胜利的战役，但他的全部活动是一种巨大而顽强的劳动。这种劳动目的明确，与众不同，并且总是紧张的，伴随着不少不眠之夜。这种劳动的主要意义和崇高目的在于，它是因党的需要为了党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这种劳动的最高嘉奖只有一条，那就是党的信任。

他在任何情况下所作的决定都应充满党性精神，符合党的利益，不论是决定某个准备送进孤儿院的孩子的命运，还是决定重建大学的生物教研室，或是决定把塑料制品车间从属于图书馆的房子里迁出来。党性精神还应该渗透到领导者对事业、对图书、对绘画的态度中去。因此，如果领导者的个人爱好与党的利益有矛盾，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习惯的事业，放弃自己喜爱的书，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的困难。但格特马诺夫懂得，还有更高度的党性：它的实质在于，一个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可能与党性精神相抵触的个人志趣和爱好。对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亲切、珍贵的东西之所以使他感到亲切、珍贵，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党性的精神。

格特马诺夫为了党性精神所作的牺牲有时也是残酷的，严峻的。对那些早年提携和帮助过他的同乡和老师们，他也从来不留情面。他为人做事既不考虑爱也不考虑怜悯。在这里“绝交”、“不支持”、“坑害”、“背叛”一类的字眼不会使他感到不安……然而，在那些需要表现出党性精神的地方，恰恰不需要作出牺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感情——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如果同党性精神相抵触，那么它自然也就不应该保留了。

享有党的信任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这种劳动是艰巨的，需要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地耗费智慧和心灵。党的领导者并不需要学者的才能，作家的天赋。他是置于才能和天赋之上的。成百上千个具有研究、唱歌和著书立说才能的人，贪婪地听着格特马诺夫带有指导意义的决定性的报告，尽管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不会导演戏剧，而且也不会兴致勃勃地深人理解科学著作、诗歌、音乐和绘画……他的决定性言论的力量在于，党把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利益托付于他。

他作为一个州的党组织书记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未必能够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觉得，“党的信任”这个概念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在于斯大林的好恶。党的路线的实质在于斯大林对自己的战友们、人民委员们以及元帅们的信任。

客人们主要谈的是格特马诺夫面临的新的军事工作。他们明白，格特马诺夫有希望晋升更高的职务，在党内有地位的人改行做军事工作，往往会成为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接到担任军政委的任命后，心中惊恐不安，颇为苦恼。他通过在党中央组织局任职的一位朋友打听，上头有没有人对他心怀不满。结果虚惊一场，没什么值得恐慌的。

这时格特马诺夫为了安慰自己，开始思索这个任命的好处…要知道，将来决定战争的命运要依靠坦克部队，他们将来要在决定性的方向上发起进攻。坦克部队的政委不是每个人都能担任的，宁可派他到次要地段担任一个不甚重要的集团军的军委委员，也不会随便派他担任坦克军的政委。这一点反映了党对他的信任。但他心中仍旧感到闷闷不乐，他特别喜欢穿上军装照着镜子说：“集团军军委委员，旅级政委格特马诺夫。”

不知为什么，军长诺维科夫上校经常使他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气恼。格特马诺夫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位上校，但据他所知道和打听到的有关诺维科夫的种种情况，此人实在不能引起他的好感。

同他一起坐在桌前的朋友们明白他的情绪，他们谈论的有关他新的任命的种种情况都使他颇为开心。

萨盖达克说，坦克军很可能被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军是斯大林同志的老熟人，在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同志就认识他，还是在第一骑兵军认识他的；斯大林同志经常通过高频电话同他谈话。他每次去莫斯科，斯大林同志都接见他。不久前，司令员去过莫斯科近郊斯大林同志的别墅，斯大林同志同他的谈话长达两个小时。斯大林同志对司令员如此信任，在他的指挥下作战太好了。

后来他们谈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记得格特马诺夫，因为他们都在乌克兰工作过；对格特马诺夫来说，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军委委员的方面军工作是非常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斯大林格勒不是偶然的，”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