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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形式因素转变为内容，成为理解现实世界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日子里，战前的旧的思想准则和旧的观念仍在起作用。

对战争中的各种事件的重新理解，意识到俄国军队和俄罗斯国家的力量，乃是一个漫长而广阔的进程的一部分。

这一进程在战前很早就开始了，但它主要不是发生在人们的意识中，而是发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农村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三个重大事件成为人们重新理解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奠基石。

这些事件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使广大居民阶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这种消灭的规模不小于，而且大于清除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资产阶级时期对人的肉体消灭的规模。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型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们在一个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取得的胜利。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

然而，在集体化、工业化时期取胜并且几乎更换了全体领导干部的新秩序，却不想放弃旧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尽管这些思想方式和观念对新秩序来说失去了新鲜内容。新秩序使用了起源于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形成的旧的观念和习惯用语。新秩序的基础乃是它的国家民族性。

战争加快了早在革命前就潜在着的重新理解现实的进程，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出现，“俄罗斯的”一词又具有了活的内容。

最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多半与一些贬意词连用，如“俄罗斯的落后”，“俄罗斯的混乱俄罗斯的泥泞道路”，“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但是，民族意识出现之后，便等待着战争胜利日的到来。

国家也开始走向新范畴的自我意识。

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日子里，民族意识表现为一种强大而卓越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人民的民族意识之所以卓越，是因为它是人所共有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民族的。这是通过民族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忠诚，人对善的信仰。

但是，在灾难年代觉醒起来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毫无异议，保护机关集体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侵害的干部处长，和捍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

苏联是一个大国，它的现实自然要把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在战后生活中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这些任务就是，为民族主权思想而斗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确立苏维埃俄国的主权观念。

这些任务不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突然出现的。早在战前，当农村集体化、国家重工业的建立、大批新干部就职，标志着斯大林在一个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的胎记被清除掉了。

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当斯大林格勒的火光成为黑暗王国惟一的自由信号的时候，这种重新认识过程就公开开始了。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事物发展的逻辑导致人民战争达到自己的最高潮。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斯大林才有机会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的。

物理学研究所的门厅的墙报栏里，出现一篇题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文章。

文章谈到，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经受着战争风暴洗礼的苏联，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家们的敬重和荣誉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甚至在极为困难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也在为科学家们正常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新上马的建筑工程、旧实验室的扩建、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以及科学家的工作对国防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文章还谈到全体科研人员所充满的爱国热情，说他们决心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关怀和信任，决心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锋队——科学工作者寄予的希望。

文章最后一部分以表示遗憾的口吻指出，在这个健康和睦的集体里，有个别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责任，脱离了和睦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把自己摆在与集体对立的位置，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给科学家提出的任务之上，热衷于夸大自己实际的和假想的科研功绩。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变成敌对的政治思想所鼓吹的异己的、非苏维埃观点和情绪的代言人。这些人往往要求客观地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把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当成骄傲的资本，从而挫伤俄罗斯科学家的民族自尊心，贬低苏联的科学成就。

他们有时装扮成被践踏的正义的热烈捍卫者，企图在那些目光短浅、轻信和粗枝大叶的人们中间博得信任和好感，实际上，他们是在制造纠纷，散布对俄国科学力量的不信任以及对它的光荣过去和伟大人物的不尊重。文章号召，消除影响完成党和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各项任务的一切腐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