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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尔德·弗兰克高喊一声“进来！”，眼睛始终盯着桌上的文件。

他听见门开了。外间办公室的接待秘书伊娜已经通报了访客的身份，有那么几秒钟，阿里尔德·弗兰克本想让她告诉牧师自己很忙。这倒也不算假话；他还有半小时就要去波利许塞特跟警署署长开会了，那是奥斯陆警察总署所在地。不过这阵子佩尔·沃兰好像有点情绪不稳，这很不应该，所以见见他倒也无妨，正好看看他还扛不扛得住。这起案子可不能搞砸，对他俩都是。

“别坐了。”阿里尔德·弗兰克签好文件站起来说，“咱们边走边聊。”

他走到门口，从衣帽架上摘下制服帽，听见身后传来牧师拖着步子走路的声音。阿里尔德·弗兰克告诉伊娜自己一个半小时后回来，然后用食指触摸楼梯间门旁的传感器。监狱一共两层，没有电梯。电梯就等于竖井，每道竖井都是一条越狱通道，而且火灾时电梯也必须关闭。在其他监狱，聪明的囚犯会利用火灾和随后混乱的疏散越狱。同理，所有的电缆、保险丝盒、水管也都必须铺设在囚犯接触不到的地方，要么在建筑外部，要么就用水泥浇筑在墙里。这座监狱没有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应该说，是他弗兰克没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建筑师和国际知名监狱专家为斯塔滕监狱绘制蓝图时，他就跟他们坐在一起。诚然，斯塔滕监狱的设计借鉴自瑞士阿尔高地区的伦茨堡监狱：采用超现代风格，但布置简约，强调安全与效率而非舒适。但他阿里尔德·弗兰克才是它真正的缔造者。斯塔滕监狱就是阿里尔德·弗兰克，弗兰克就是斯塔滕监狱。所以董事会那帮家伙（祝他们都下地狱），以他们无穷的智慧，怎么会让他屈居副典狱长一职，而让那个从哈尔登监狱空降来的白痴忝居典狱长之位呢？的确，他弗兰克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不是那种会讨政客欢心的马屁精，那种人一听政客心血来潮地要改革监狱就欢欣雀跃，根本不顾上次改革还没落实。但他弗兰克知道怎么把工作做好——关好犯人，确保他们不要生病或者死去，不让他们在牢里显著地变坏。他效忠值得效忠的人，关照自己手下的人。在这个腐化至极、追逐政治利益的等级体系中，就连他的上级都做不到这一点。在他被有意忽视、痛失典狱长一职之前，阿里尔德·弗兰克本指望等自己退休后，监狱会在大厅里竖起他的纪念胸像——尽管妻子说他脖子太粗，脸太像斗牛犬，头发也乱糟糟的，不适合半身胸像。不过在他看来，要是成就得不到嘉奖，人就应该自我嘉奖。

“这活我干不下去了，阿里尔德。”两人经过走廊，佩尔·沃兰在他身后说。

“什么活啊？”

“我可是个牧师。我是指咱们对那孩子干的事——让他平白无故地背黑锅。替那个丈夫坐牢，那人——”

“小点声。”

在通往控制室的门外——弗兰克喜欢叫它桥，他们经过一位老人身旁，那人正在拖地，看见他们就停下手里的活，冲弗兰克友好地点点头。约翰内斯是监狱里最年长的人，跟弗兰克很投契，他性情温和，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候——几乎是碰巧——干起了毒品走私，之前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现在他已经入狱多年，早已习惯了牢狱生活，非常适应，非常安定，出狱反倒成了他最怕的事。只可惜用斯塔滕这样的监狱关他这种犯人，无异于牛鼎烹鸡。

“怎么，良心不安了，沃兰？”

“哎，是啊，阿里尔德。”

弗兰克已经想不起下属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上司直呼其名，也忘了典狱长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穿制服，而是改穿便服。有的监狱甚至允许狱警也穿便服。在巴西圣保罗的弗朗西斯科·德·马尔监狱，狱警在一场暴动中用催泪弹击中了自己的同事，就因为他们看不出谁是员工、谁是囚犯。

“我想退出。”牧师恳求道。

“这样好吗？”弗兰克踱下楼梯。再过十年他就退休了，相比同龄人，他的身材算相当不错，因为他坚持锻炼。在这个行业，肥胖已经成了主流而非个别现象，锻炼成了被遗忘的美德。以前女儿学游泳的时候，他不是还带过本地的游泳队吗？他不是也曾利用业余时间回馈社区，回报这个对那么多人如此慷慨的国家吗？可他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怠慢他。“所以那些男孩也让你良心不安了吗，沃兰？我们手上可有你猥亵他们的证据。”弗兰克把食指放在下一道门的传感器上；门外是一道走廊，往西是牢房，往东是员工更衣室和出口，外面就是停车场。

“沃兰，要我说，你不如就当桑尼·洛夫特斯也在替你赎罪吧。”

又一道门，又一个传感器。弗兰克把手指放上去。这个设计是他从日本钏路市的带广刑务所照搬过来的，深得他的喜欢。他们从有权出入监狱的人员那儿采集指纹，而不是发放钥匙，那东西容易丢失，容易复制，还容易被滥用。这不但帮他们消除了钥匙使用不当带来的风险，还给他们留下一份记录，能查到什么人在何时出入了哪道门。当然，他们也装了监控摄像头，但面部可以遮挡，指纹却不能。门嘎吱一声开了，他们进入一个密闭闸，那是个小房间，两端各有一扇带铁条的金属门，一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