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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把脑袋微微一偏。“是的。就是伊弗森。关于这个案子的新闻铺天盖地。在自家门口中枪——”

“啊，对，我看见那些标题了。不过这种报道我从不细读，工作中的负能量已经够多的了。这您能理解吧。”

“当然。她叫阿格妮特·伊弗森。四十九岁。曾是商人，现在是家庭主妇。已婚，有个二十岁的儿子。是当地妇女协会的主席，也是挪威旅游协会慷慨的资助人。这么看，她基本算是社会栋梁了。”

玛莎咳嗽一声：“你们怎么知道鞋印是凶手留下的？”

“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在卧室找到半个带死者血迹的脚印，跟这个吻合。”

玛莎又咳了一声。她真该去看医生了。

“可就算我记得每个领到四十三码运动鞋的人都叫什么，你们又怎么知道出现在犯罪现场的是哪一双呢？”

“应该确定不了，不过凶手似乎踩到了死者的血迹，血液渗进了鞋底的花纹。血液凝固后，花纹凹处应该会有残留的血迹。”

“哦。”玛莎说。

总督察凯法斯等待着。

她站起来：“但我恐怕帮不了您。当然了，我可以问问别的同事，看他们记不记得有谁穿四十三码的鞋。”

警官依然坐在那儿，像在等她改变主意，透露点什么。然后他也站起来，递给她一张名片。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凯法斯总督察走后，玛莎并没有立即离开会议室。她咬紧下唇。

她说的是实话。四十三码。这的确是最常见的男鞋尺码。

“收工。”卡勒高喊一声。现在是晚上九点整，太阳刚刚落到河岸边那一排大厦后头。他把最后几百克朗钞票塞进腰带。他听说在圣彼得堡，携带现金的毒贩经常被抢，所以黑帮只得给他们配备不锈钢的腰带，焊在他们腰间。这种带子有两个装钱用的狭窄凹槽，还带密码锁，密码只有后台的人知道，所以毒贩即使被严刑拷打也不可能把密码告诉劫匪，更不可能铤而走险去偷钱。毒贩必须随时随地带着腰带，无论他们是在睡觉、吃饭、排泄、做爱，这很不可思议，但卡勒还真考虑过这个办法。他受够了夜复一夜地站在这里。

“求你了！”一个瘦骨嶙峋的吸毒女说，她皮包骨头，头皮绷在头上，颇有集中营风格。

“明天再来。”卡勒说着，作势要走。

“我不买不行啊！”

“我的货都卖光了。”他撒了谎，示意他手下的毒贩佩尔维斯快走。

吸毒女号啕大哭。卡勒丝毫不为所动，他必须让这些人知道他们九点整打烊，迟两分钟都不行。当然，他完全可以多待十分钟，甚至一刻钟，卖给那些最后一刻才凑到钱的人。但他想找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想知道自己几点能到家。多卖一会儿又不能提高利润，毕竟他们已经垄断了超级小子业务，这女人只能等他们明天开门再来。

她攀住他的胳膊，卡勒把她甩开。她踉跄着踏上草坪，双膝跪地。

“今天生意不错。”佩尔维斯说，他们正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路上，“你觉得赚了多少？”

“你觉得呢？”卡勒没好气地说。这个白痴，都不知道用包数乘以价格。现在这些员工真让人搞不明白。

他在过桥之前回头看看，确认没人跟踪。他很早以前就养成了这个习惯，那时，作为一个携带大量现金的毒贩、一个被抢之后绝对不会报警的人，他有过惨痛的教训。那件事发生在一个夏天，就在河边，他困得睁不开眼，在一张长椅上眯了一会儿，身上带着他替内斯特卖的海洛因，价值三十万克朗。可想而知，等他一觉醒来，毒品已经不见踪影。第二天，内斯特找到他，告诉他老板开恩，给他两个选择。两根大拇指——因为他笨手笨脚。或是两片眼皮——因为他在工作时间打盹儿。卡勒选了眼皮。两个穿西装的男人，一个黑发、一个金发，把他按倒在地，内斯特掀起他的眼皮，用那把丑陋的阿拉伯弯刀割了下来。割完之后，内斯特——同样遵照老板的指示——扔给卡勒一点钱，让他打车去医院。医生说如果要重植眼皮，他们得从他身上别的部位取用皮肤，好在他不是犹太人，没行过割礼。原来人身上最接近眼皮的皮肤就是包皮。总之手术非常成功，只要有人问卡勒眼皮是怎么没的，他就搬出一套标准答案，说什么他被某种酸意外灼伤了，新眼皮移植自腿部的皮肤。是别人的大腿，他会这样解释，假如提问的是某个跟他上床的女人，要看他的伤疤，他还会补充说自己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免得她又对另一个伤口好奇。

他有很长时间都以为没人知道这个秘密，直到有一天，在一间酒吧，内斯特雇来接替他的那个家伙走过来，大声问他早起揉眼睛的时候会不会闻到阳具的腥臭。那人和朋友狂笑不止。于是卡勒抄起一只啤酒瓶，在吧台上磕碎捅向那人，然后抽出来再捅，如此往复，直到确信对方再也没有眼睛可揉。第二天，内斯特找到卡勒，告诉他老板知道了这件事，让卡勒继续干原来的活，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又空出来了，而且他很欣赏卡勒的足智多谋。从那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