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在喇沙书院和圣芳济书院所做的那样，李小龙很快就在爱迪生技术学校组建了由自己朋友和追随者所构成的小帮派。李小龙发现，在西雅图的街头斗殴场合里存在着大量潜在学员。[48]一些来自湖城（Lake City）和兰顿（Renton）等地区不同种族的贫困儿童，常常凭着拳头、匕首、剃刀以及偶然得到的枪支为争夺地盘和地位而开打。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自己的组织，李小龙开始进行公开表演。
在爱迪生技术学校的“亚洲文化日”上，李小龙表演了“功夫”，表演礼堂外的海报很好地解释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中国武术。大约有40名学生在现场看到李小龙戴着眼镜、身穿西装、系着领带，潇洒地走上了舞台。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典型的勤奋好学的中国学生。李小龙以他略带香港口音的英语（“r”的发音听上去像是“w”）先是介绍了一段关于功夫的民间历史背景：它一直对外国人保密，以防止他们用它来对付中国人，他们拥有火药，所以佛教僧侣们根据动物和昆虫搏斗时的体态动作研究出了致命的技术。接下来，李小龙开步伸手，摆出了鹰爪拳的姿势，然后前臂翻滚猛砸变成了螳螂拳的拳架，紧接着张开手臂、单腿提膝，效仿白鹤亮翅的样子，最后以一招猴子偷桃(这是抓捏对方裆部的一种委婉说法)结束。
“这只是表演起来好看而已，有点像芭蕾和哑剧的结合，”詹姆斯·迪麦尔（James DeMile）回忆道，“不像是能实战的样子，李小龙看起来和唐·诺茨（Don Knotts）一样危险。”[49]在场的观众开始起哄。
李小龙一动不动，脸色越来越沉。观众很快安静下来。李小龙盯着一直在嘲笑自己的迪麦尔说：“你看上去很能打，上来试试吧？”
就像一个刚进监狱的人一样，李小龙挑选了现场最不好打的家伙来打。迪麦尔，20岁，体重100公斤。他很能打，是位拳击冠军，也很有街斗经验，几乎去任何地方口袋里都装着枪，当时正处于缓刑阶段。
当迪麦尔蹿上舞台时，李小龙说接下来要展示他自己习练多年的武术，名为咏春，是由一位尼姑在400多年前创建的，以近距离作战为主。说完后，李小龙转过来对迪麦尔说：“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可以用任意一只手使劲打我。”
迪麦尔担心他一拳会把这个中国小孩儿给打死。其实，他没必要担心，因为李小龙接下来对他做了此前他对杰西·格洛弗和艾德·哈特做过的事。他像陪婴儿玩耍似的，轻而易举地躲过迪麦尔的来拳，然后用自己的拳头发起了反击，他在距离迪麦尔鼻子几毫米远的地方，把拳头停了下来。最后一幕是他用一只手封锁住迪麦尔的手臂，雪上加霜的是，他用另一只手敲了一下迪麦尔的额头，然后扭头笑着问观众：“有人在家吗？”
“我就像被粘在捕蝇纸上的虫子一样无助，这一切如同一场被慢放了的噩梦。”迪麦尔回忆道，“表演结束后，我吞下仅剩的一点自尊心，上前问他愿不愿意把他的技术教给我。”
除了杰西·格洛弗、艾德·哈特以及斯基普·埃尔斯沃斯，李小龙的队伍中又加入了詹姆斯·迪麦尔和勒罗伊·加西亚（Leroy Garcia）。加西亚是一个看上去像灰熊一样的家伙，李小龙表演时，他也在场下观看，他很庆幸自己没有上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来自爱迪生技术学校和西雅图柔道俱乐部的蓝领阶层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宫部孝光（Tak Miyabe，音译）、查理·吴（Charlie Woo）、霍华德·霍尔、帕特·胡克斯（Pat Hooks）和杰西的弟弟迈克（Mike）。这是中国武术历史上种族最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白人、黑人、棕色人种以及黄色人种。[50]
最后一个加入的是木村武之（Taky Kimura），他那时30多岁，在麦迪逊街与第八大道交会处经营着一家亚洲超市。和这个小团队中的许多人一样，木村武之自童年起，也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他在二战期间被关入了日本集中营，“在他们把我送到集中营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白人。”木村武之回忆道，“他们剥夺了我的身份，因为如果我不是白人，就没有自由，我也不是美国人，那么我是谁呢？当我从集中营离开时，我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除不喝醉酒以外，我整天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甚至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羞愧。后来，我听说有位中国年轻人在我超市附近的停车场教功夫。他在那儿得意扬扬地把那些高大的白人很随意地打来打去。15年来，我头一次对一些事情感到兴奋。所以，我开始训练，一点点地逐渐找回那些我认为永远失去的东西。”[51]
小团队的成员们在任何他们所能找到的开放空间内练习，譬如公园、停车场等公共场所，下雨时他们会跑到地下停车场继续练习。有时他们也会到周露比餐厅后面练习，把木人桩固定在防火梯上。每次他们击打木人桩时，都会发出可怕的噪声，导致周马双金和餐厅大厨们常常大声抱怨——这让李小龙非常高兴。[52]
这个培训班是如此的不正式，以致几乎不能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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