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后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个偶像式人物。
易卜生实在是个高手：他让娜拉把大门一关，迈出离家的步伐，从此看不见踪影。读者隔着大门，想象她踏上通往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心里起了积极的感觉，唤起理想，激扬斗志，这可不是“五四”青年男女应有的本色吗？
但当时在中国的读者也有和易卜生不相上下的高手，视野没有让那扇大门挡住。他看着娜拉愈走愈远，知道她最终总要走进作者不愿提起的问题中：
娜拉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呢？
标榜“直面人生”的鲁迅正是这样的高手。1923年底，他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演讲，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指出女性必须经济独立，社会的经济系统也必须改变，否则娜拉一手把大门关上之后，依旧没有出路。
鲁迅做讲演的时候，许广平正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她是个积极分子，这样的讲演自然不会错过。那年头，强化女子教育的呼声响遍全国各大城市，女师大的学生想象自己的将来，应该是学而优则教。相对于大部分年轻中国女子而言，她们能掌握自己前途的可能性高多了。平心而论，像许广平这样的女学生固然同情娜拉，但在她们的想象中，自己的未来跟娜拉应该不同吧？
说到这里，我倒想做一个十分浪漫的假设：娜拉离家出走之后，碰到一位思想前进的文坛斗士；他不但为正义抗争，也推动女子权益，是新文学与新文化的精神导师，千百万青年人的偶像。
娜拉有幸，和这个人相知相恋，排除俗世的障碍，两人终于生活在一起了。接下来娜拉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们不必凭空想象，因为有实例可供仔细参考：
她既是妻子、母亲，又是秘书、保姆……每日有大量的家务活，一日三餐，里里外外，夏天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做着夏天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她一边谈着一边手里织着毛衣……一有客来，得临时上街买菜，下厨烧炒；丈夫临时要寄一封信，她就换上皮鞋，跑到邮局去……
——张小红《十年携手共艰危》[2]
假如出走后的娜拉运气真的那么好，和心意相通的正义斗士共同生活，那么上面的描写就是她下半生的日程了。
对当年坐在学生群中听演讲的许广平来说，上述的生活方式和她本人想象中的未来简直是两个世界——她的志愿是献身教育，投身社会运动，而不是埋头做个贤妻内助。但人生往往出人意表；许广平始料不及的是，接下来的一年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会掀起庞大的学潮，她会成为学潮的核心人物，而学潮的巨浪又会把她和鲁迅卷在一起，改写她一生。
上面引文中描写的“她”，正是后来和鲁迅生活在一起的许广平。
广州女子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市，家中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她说自己是仕宦人家，一点不虚，她家的地址就透露了底细：广州高第街许地。
许家曾经一门三进士，当得起“高第”之名；至于“许地”，则说明是有产之家，可惜传到她父亲一代，已经破落。尽管如此，许家始终保存了一点省城高尚人家的气派，按许广平自己回忆，“百多族人聚居在一处，长辈联手维系传统恶习”。也许就是这份气派，让旁人热衷与许家攀亲，所以许广平很小就倒霉了：她出生后不久，父亲被人灌醉，糊里糊涂替她定了娃娃亲，他酒醒后虽然有悔意，却信守诺言，坚持许广平长大后要嫁给那户土豪劣绅。
俗语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以此形容许广平的童年倒很恰当。按理说，广州接触外来文明最早，许广平的母亲又是澳门人，外祖父更是华侨，应该比较开通吧？谁知她母亲家最重视三寸金莲，因此逼着许广平缠足；反倒是她父亲不同意，理由是许广平已经定了亲，将来嫁到乡下人家，哪儿能有婢女从早到晚在身旁伺候？她父亲认为小脚将是她婚后生活的障碍，因此全力禁止。可以说许广平得免缠足，靠的是自小定了娃娃亲。
清末女子问题，除了缠足就是上学，这回轮到许广平的母亲发挥积极作用了。许家长辈联手维系的恶习，包括不许家族中的女孩念书，认为会折了男孩的志气。许广平的妈妈却不认同，理直气壮地说“当年我在家里也和兄弟们一起读书”，为女儿争取到进私塾的机会。她父亲始终坚持男女有别，对私塾老师说：男孩念书用蓝青官话，女孩只许用广东话。这性别歧视的情况，许广平得自己解决，于是她专心用官话背书，老师用广东话教她，她就假装不会背，大家终于放弃强迫她用广东话读书。从小习惯了用官话朗读，对许广平后来在天津和北京念书大有帮助。
许氏父母在女儿定亲、缠足和读书的问题上看法矛盾，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一般国民即使生活在与外界接触甚多的广州和澳门，观点还是受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影响，对“新”与“旧”的衡量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所谓先进标准。
辛亥革命期间，许广平全家移居澳门暂避。她母亲不久就去世了，一家人由曾经留学日本的大哥许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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