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父子矛盾的则是康熙五十年(1711)的“托合齐饮酒案”。时任九门提督的托合齐，联合太监总管梁九功、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等人结党营私，并疑似策划、撰写了让胤礽提前登基的奏章。在康熙看来，这都是太子要逼宫的前兆。于是，康熙在以雷霆手段处理了托合齐等人后，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次废除了胤礽的太子之位。这一年，康熙59岁。康熙表面上说这次“二废太子”，他是“谈笑处之而已”，但实际上，康熙的真实状况要痛苦得多。因为在“二废太子”十几天后，有大臣询问康熙六十大寿的庆典安排，康熙的答复是：
今忧劳倍增，血气渐惫，惟恐愈久而力不支、愿不遂，以至不全终始，一世勤瘁，俱属徒然。（《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言辞间流露出的情绪，尽是悲观与沮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老八还很不开眼地进行了一次试探，他问康熙：
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一，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意思很明显，现在太子之位空了，你还记得上次大臣们都说该由我来当太子吗？您看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也很尴尬，要不我称病，回家歇着？康熙一听遂龙颜大怒，当即回复道：
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一，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这里其实我们能看出，康熙真是厌烦老八厌烦到了极点；同时，这里也透露出了康熙立太子非常看重爵位，贝勒及以下的人选，是根本没资格参与储位竞争的。因此，康熙晚年间，符合继承人要求的就只有老三诚亲王胤祉、老四雍亲王胤禛、老五恒亲王胤祺、老七淳郡王胤祐、老十敦郡王胤䄉。这其中，老五能力差，老七身体残疾，老十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很明显，康熙可选的就是老三或老四。但康熙谁也没立。
整整10年，康熙朝都没有太子。这期间也有大臣问过这件事，康熙的答复很诚实，也体现出他是真的看透了——
况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
这段话，康熙说得很诚恳，他把两个矛盾都指出来了：一是太子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只要太子年长，周围的人一定会结党，只要结党就必然威胁皇权；二是皇子之间的矛盾，封爵后，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班底，班底成员又只维护自己的主子，这个时候不管立谁当太子，他都会成为众矢之的。最关键的是，康熙最后说“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意思是，他其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皇子们年纪大了，他已经管不住了，他也不知道立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他只能无限地拖延着。也许康熙可能意识到了，这道题的唯一解法就是：生前不立太子，临终再宣布，最后让新君直接登基。这样既解决了太子与皇帝间的矛盾，也解决了皇子彼此之间的矛盾。
但无奈的是，谁又能算准自己驾鹤西去之日呢？尤其康熙晚年时，身体状况更是时好时坏，起伏不定。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右手病了，不能写字：
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康熙五十四年十月初四日）
康熙五十七年(1718)，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
或遇心跳之时，容颜顿改。
可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康熙69岁时，他又跑去南苑打猎了：
上幸南苑行围。（《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九，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可能是年纪大，累到了，这次打猎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康熙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接着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驾崩了。可哪怕就是在这一周，康熙都没有提前公开他的继承人是谁，以至于“畅春园事变”与康熙遗诏，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九子夺嫡”也成了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无论事实如何，雍正继位这件事，绝对是天佑清朝，支持“雍正篡位说”的代表人物孟森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惟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
康熙在晚年备受夺嫡困扰，执政也愈加松散，留下的可真是一个烂摊子：于财政而言，各省的钱粮亏空巨大，中央国库存银仅2700余万两；于治安而言，各地起义不断，先后爆发了“山东王美公暴动”与“台湾朱一贵起义”；于军事而言，康熙晚年间的西北一战，仅在收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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