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用了这些人，他们是会感谢朕的重用，还是会感谢你李绂的举荐呢？你以为朕年轻缺心眼，什么都不懂吗？
于是乾隆立刻就把李绂叫来问话，而李绂当时的答话也特别有意思：
惟有永绝妄言等语。（《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初七日）
皇上，我说错话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
乾隆听完就更火大了，李绂你明不明白什么是重点？你的问题是话说得不对吗？你的问题是事做得不对啊！之后乾隆实在气不过，就发表了一篇公开的上谕：
朕即位以来，并未有因臣工多言，即加以处分者。今李绂明系妄举，乃自谓妄言，避重就轻，希图朦混。著交部严察议奏。（《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初七日）
朕这么宽仁的皇帝，什么时候会因为大臣话说多了就加以处分？李绂你拉帮结派、保举官员，明明是个典型的政治问题，结果你只认为自己是话说多了，你这是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机智如朕，怎么可能上当？朕最终下令，将李绂送审，你们这些大臣也仔细想想该怎么处理。不过，乾隆最后的处理倒比较宽仁，只是将李绂降两级，调岗处理罢了。
我们总结一下就能发现，乾隆朝初期的宽仁政治，在表面的舆论吹捧背后，其实是潜藏着很多危机的。宗室出现了政治团体，乡绅再次集体闹事，连文官大臣也敢随意而放肆地串联了。早在乾隆二年(1737)，乾隆就不由得发出了一句感慨：
崇尚宽大，则启废弛之渐。（《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乾隆二年五月十四日）
朕这是笑脸给多了，对你们太好，再这么下去，局面怕是控制不住了。
那“章总”最终又是如何把局面再次牢牢攥在自己手中的呢？
三、幡然悔悟地整顿
尽管“章总”早年间的“仁政”看起来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这并不代表“章总”就放松了对朝堂的管理。恰恰相反，“章总”在执政初期跟他父亲雍正一样，是非常勤政的。
按照学者对乾隆《御制诗集》 的统计，乾隆在位60年，他一共写了41863首诗，平均每年约写698首，产量非常高。但如果把目光聚焦在乾隆执政的前4年，那段时间他平均每年的诗作产量却只有几十首。以乾隆对诗歌的热衷，他早年间没怎么写诗，那他干什么去了呢？忙着批奏折去了。乾隆自己就曾在诗里感慨说：
剩有忧怀批奏牍，那余逸兴赋诗篇。
唉，朕稍有点工夫全批折子去了，根本没时间写我的诗了。
处置了李绂后，“章总”决心整顿官场，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工程。简单来说，就是乾隆用了三年的时间，把当时全国各省的主要部门的官员，全部轮流叫来京城见了一面。而且从召见这批官员的过程就能看出来，尽管乾隆此时年纪尚轻，但他的政治手腕和布局能力是十分强悍的。且从他召见官员的顺序就能看出，此番运作明显是早有预谋的。
首先是各省的督抚，他们是主政一方的一把手，乾隆最开始是一个都不见的。因为这些人基本都是雍正的拥趸，并且在当地是一手遮天的，一上来就召见这些封疆大吏，既没办法贯彻乾隆自己的政治意志，又不容易了解到当地的真实情况。
那乾隆最先召见的是哪些人呢？是各省的军事长官。乾隆元年五月，乾隆发布上谕：
各省提督总兵官，朕未经认识者甚多，……酌量先后，轮流来京。（《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乾隆元年五月二十日）
大半年之后，乾隆总算是把各省的提督、总兵都见了一遍。
乾隆二年二月，“章总”又发布了一道新的上谕：
外省藩臬，所以佐督抚理一省钱粮刑名之事，责至重也。（《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
这里的“外省藩臬”，“藩”指的是各省的布政使，“臬”指的是各省的按察使，是各省的二把手和三把手。乾隆说这俩职务一个负责钱粮民政，一个负责刑名司法，责任都很重大。
其中尚有未曾引见者居多。（《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
著该督抚酌量，何时令其陛见。（《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
可各省的这些二、三把手，有很多人朕还都没见过，你们各省的一把手们都商量一下，排个班，赶紧让手底下的这些老二、老三，得力干将们，都速来京城见朕。
乾隆不找督抚，找藩臬，绝对是憋着坏呢。
道理很简单，哪个老二、老三不想当老大呢？又有哪个老大，不担心老二、老三出卖自己，把自己顶替了呢？乾隆整这么一出，来京的藩臬大概率都会找机会向乾隆表达自己的忠诚，出卖一些情报；而仍在外省的督抚，也大概率会如坐针毡地赶紧写各种折子上奏，表达自己对乾隆的拥护。
而且即便某个省的督抚和藩臬之间本来是关系要好的，没有出卖彼此，但只要乾隆在密折的朱批里挑拨几句，那也一定能在彼此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这一年的乾隆刚刚27岁，但在处理人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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