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以及是什么拯救了我

器和点滴流动的声音，陪我一起扔掉了化疗结束时按惯例应该吃掉的庆祝蛋糕。我们一致同意，如果我不得不患上癌症，那至少应该一路撒着命运之爱的五彩纸屑去经历它，秉持1966年非政府主义女性电影《雏菊》(Daisies\)所展现的态度，像片中的少女那样，穿着内裤躺在地上，点燃装饰派对的彩带。我们说，被毁灭，才是宴会存在的意义。

朋友卡拉告诉我，当我处于最低点时，她能明显感到我最需要的不是舒适，而是艺术——为了熬过癌症，我只好憧憬四周的一切都处于美学极致。我幻想过浸透蜜饯的棺材，编造过充满臆想的宗教信仰，写过辩论雄说，复过仇，构想过全新的葬礼产业，列举过我们的灵魂在去往死后世界时应该带上的小型电子设备清单，而死后的世界也被我在脑海里改造了一番。

在治疗期间，曾有朋友寄来裹在诗人黛安娜·迪·普里玛的旧瑜伽裤里的大麻爆米花。我虽然没有一个能照顾我的伴侣，但朋友们的馈赠证明我曾享有世界中好的那部分，就算世界那用于剥夺的架构向我抛出一条条令人无路可退的论据，我依然知道剥夺不是世界的全部。癌症固然艰难，可我手握这些充满创意的爱，得以使其柔软，即便这些爱意全然处于法外，不被官方承认，也与夫妻或家庭无关。而在生病时，我也曾同样感受到倘若我没有朋友，或是出于什么原因而不值得被爱，或者有一天我真的变成那样，那会是多么悲凉。有朋友离开，也有朋友凑出时间和金钱照顾我。能出钱的朋友开出支票，好让有时间照顾我的朋友飞到我身边，帮我清空缝在身上的引流管。有朋友寄书给我，也有朋友寄来歌曲合辑。我们解决照护这一问题的方案无法被复制扩展，它是临时制定、不够完善的，但它至少让我渡过了难关。

治疗中有一段时间那颗肿瘤一直很疼，感觉像是又开始增长了，这使我万分恐慌，生怕自己会在孤独与剧痛中死去；当时朋友贾斯珀正坐在我家沙发上——那沙发被我搬到了餐厅里，好让来照顾我的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贾斯珀看上去对开灯关灯这样的琐事没有兴趣，而我也早已说服自己，不能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就为大家开灯关灯，因为这便是屈服于内化的性别压迫了。于是我俩就这样，在明明有很多灯却一片漆黑的房间里，坐在沙发上讨论如何死去才算得上是幸运的解脱。说起癌症会让我死得痛苦且耻辱以及这事给我带来的恐惧时，贾斯珀回应道：“没事，我们确保它不要发生就好了。”朋友们在我生病期间大多慷慨可靠、神通广大，因此我自然相信了他，相信他们愿意冒着风险，帮助我以自己渴望的姿态死去。可一想到要永远与他们分离，我就哭了起来，连忙躲进屋里。

我本来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在哭：我的眼泪没有声响，四周一片漆黑，加上他有时给人一种太过聪明，以至于注意不到别人脸上在发生什么的感觉。但我刚躲进屋里就看到他追了过来。我连忙扯着毫不令人信服的高嗓门说：“我没事！”而我明明有事。这时他建议不如一起看看电视。

我们在客厅看电视，昏暗闪烁的屏幕上放着一集《黑镜》，而我想起所有那些早逝的女作家，我多么希望她们能活下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三十八岁去世之前刚生下玛丽·雪莱。19世纪法裔秘鲁籍社会主义哲学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去世时四十一岁，她在团结法国工人阶级的事业中过劳而死。哲学家玛格丽特·富勒四十岁时在法尔岛海岸溺水身亡，她死前写下的最后语句是：“她的秀发散落在雪白长裙上，面向美利坚，我放眼望去，面前除了死亡别无他物。”

在我生病之前，这些已逝女人的著作曾伴我左右。她们构想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构架，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上真实的可能。而在我生命的第四十一年，我把这些作家重新聚集在身边，一点一滴地将自己从活着的世界里抽离。我也一如既往地为世界构想了一个崭新构架，接着彩排了自己的死亡，将欲望像衣服一样一层层从身上剥去。我的行动范围变得更窄，牵挂变得更少，我的野心也愈发抽象——我可以隔着远距离去爱，并且能够以这样的姿态去设想爱的大义。

生死是如此绚丽的构架。我开始为自己未曾受到保护而欣慰，欣慰自己并非敏感精致、内心只装得下品位与教养的人；我欣慰自己不去收集细微的伤口，不至于在外面的世界真真切切地流血不止时，错将自己所受的微小伤害误认成莫大的损伤。受到社会保护的人竟可以眼睁睁看着那些并不总被保护的人，冒出“懦弱的是流血之人，而非从未流过血的人”这般臆想，这是认知层面的又一差错。他们之所以贬低生存的美与奢侈，一定是因为他们鲜有几近丧命的体验。

我活了下来，但癌症的意识形态政权意味着自称“幸存者”依旧让我觉得是对所有死者的莫大背叛。可我不得不承认，我每一天都为自己还能活着而欣喜若狂。没能将一切细述详尽，我很抱歉。那些未被提及的事仍像天体般漂浮在太空中。“但现在是轮到新问题的时候了”，平躺的人对直立的人说。接着，那一度执迷于亏缺的月亮，终于满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