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它应作何形态。
而这一命题的答案往往是对于冲突元素的删节以及对这些删节的阐释和修正。对于洛德这样一位非裔同性恋女性主义诗人来说，被删节的是癌症，而围绕这种疾病的缄默成了她通向政治生活的入口：“我的使命是用自身去填满我曾体会过的那些缄默，直到它们拥有最明朗的白日和最响亮的惊雷。”而对于身处上流社会的白人文化评论家桑塔格来说，被删节的是个人。正如她在为后来的《疾病的隐喻》一书构思书名时写下的注解：“只考虑自己就是想着死亡。”
桑塔格为自己未写出的著作所拟定的第四个书名是《女人与死亡》。她说：“女人不为彼此而死。不会有如同兄弟之间的死亡那样的‘姐妹之间的’死亡。”但我觉得她错了。“姐妹之间的死亡”并不是女人为了彼此而死：它是在疏离的平行下发生的死亡。姐妹之间的死亡，是女人因身为女人而死。1991年，四十一岁的酷儿理论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确诊乳腺癌，她曾著书描写乳腺癌文化对于社会性别的令人惊异乃至残酷的强制定义。塞奇威克在自己确诊之时写道：“老天，现在我想我真的必须做一个女人了。”就像S.拉克兰·贾因在《恶性》一书题为《患癌症的男人腔》的一章中写的那样，“一个小巧迷人的诊断威胁将你吞没，直至你陷入那女性身体所施与的典型死亡中去”。塞奇威克于2009年死于乳腺癌。
或许如桑塔格所称，女人不会为彼此而死，但她们因乳腺癌而带来的死亡并非不存在牺牲。至少在这个“意识”(awareness)——这暴利的、被粉红丝带包裹着的、“治愈”的替代品——的时代，我们被这样告知：一个人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必须舍弃的并不是她的生命，而是她的故事。洛德曾经试图用书写去占领乳腺癌周围的缄默，而如今那缄默被一种嘈杂所替代——与乳腺癌相关的语言不断疯狂生长，直至形成这种嘈杂。在我们的时代，难题不再是面对缄默发声，而是尝试在那摧枯拉朽的噪声中形成一种抵抗。桑塔格和卡森对于将自己和这种疾病关联起来的抗拒在今天被一种义务所取代——凡是患癌的女人必须建立这种关联。
而我要像阿克一样声明自己并非感情用事。下面这个将我和我的乳腺癌关联起来的语句即便算不上是个感情用事的故事，也起码称得上是有关意识形态的：
“我于2014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那年我四十一岁。”
如此看来，乳腺癌应有何等形态也是一个政治话题。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故事，我总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讲述，却还是会讲下去。那同时包含“我”和“乳腺癌”的句子形成一种危险且无处不在的“意识”。如贾因描述的那样，缄默已不再是寻找乳腺癌解药的最大障碍：“癌症的无处不在使它落入无迹可寻的泥潭中。”
在所有乳腺癌患者中，只有那些幸存者时常会被纳入这铺天盖地、尽是粉色的意识舞台中。叙事往往偏爱胜利者。讲述一个有关乳腺癌的故事就应当是讲述一个有关新自由派自我管理的故事——它的叙事围绕原子化并完全独立的个人成功，围绕自检和之后的乳房X射线检查、应规蹈矩而治愈的疾病、五公里跑、有机绿色果蔬汁以及积极向上的思想。正如艾伦·利奥波德在她的乳腺癌历史著作《暗淡的丝带》中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乳腺癌的叙事传统带来了一种变化：“外部世界被认定为一种既定事实，一块为正在上演的个人戏剧而准备的背景幕布。”
在这些前提下，仅仅书写一个人自己并非仅仅书写死亡，也是书写一种具象的死亡或是类似死亡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接纳政治、集体行动或是更广义的历史。乳腺癌的工业致病源，医学中的厌女倾向和种族偏见历史及恶习，资本主义巨大的营利机器，以及乳腺癌带来的痛苦和死亡在各阶级间不平等地分布，这些都被当今常见的有关乳腺癌的文学形态忽略了。仅仅书写一个人自己也许是书写死亡，但书写死亡也就是书写每一个人。如洛德所写：“我的心上刺着那些没能活下来的女人的名单，而那里永远有一个位置留给一个新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
1974年，已被确诊的桑塔格在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思考的方式既过于抽象又过于具体了。过于抽象：死亡。过于具体：我。”她认可了一个所谓中词的存在：“既抽象又具象。”这个在自我和死亡之间既抽象又具象的词是“女人”。“于是，”桑塔格补充道，“一整个死亡的新世界在我的眼前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