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全裸的规则下比谁穿得最少。过了一会儿，杨明和那个姑娘走过来。
杨明介绍说，“我最好的朋友，为民。”
姑娘喜笑颜开，像是换了个人。
“好吧，你们去吧！”她对我说。
“不，不，我可以改天。”我说。
“去吧，我今天值班，马上就得走。”她抬手看了眼手表，小鸟般迅捷，“再不走来不及了。”
去杨明家途中，我俩先进一家副食店采购。
“三包小米，三包小米薄酥脆，三包花生米，糖衣的。”
“十包烤鱼片，四包方便面。”
“再加两包，六包方便面，两个番茄鱼，两个鹌鹑蛋罐头。”
“桃子酸楂各来一个。”
“再来一个鲅鱼罐头。”
“差不多了，够了。”我付钱，杨明拼命阻止。
在杨明家，我俩一边喝啤酒，一边按他的意思，大谈徒手格斗和手枪射击。什么同学、重逢、金钱、女人、人生，只字未提。哥俩酒量都不大，各把着两瓶不用相让，喝着喝着又都说自己的脸比对方的红。照镜子一比，各有千秋，我从脸到脖子，他眼睛四周，像只小猴。我卡着时间，乘坐最后一班车回了家。
妈妈在家看电视等我。我按捺不住兴奋，告诉她我去杨明家了。
“他爷爷死了。他现在一个人过，在大化厂上班。”
妈妈对杨明印象深刻，不免叹息一番。
“哎，那个大胖姑娘怎么样了，叫啥红？”
“高志红，她可不胖。”
一则警校同学相互联络，二则打电话方便，自从来到派出所，我的电话就没有断过。
“大个子，找你的。”接电话的老李大叔喊我。
我拿过电话，传来一位女性的悦耳声音，讲普通话，问我知不知道她是谁？
我心跳加快了。
“你——”
“咯咯——”
这打铃般的笑声我不会认错了。
“高志红！”
“我以为你早把我忘了呢！”
“怎么会！”我上气不接下气。
“是呀，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学，怎么能忘呢？”
她邀请我星期天去她家坐一坐，我灵机一动，不管三七二十一说，“我带一个人去可以吗？”
“太好了，我正想见一见你那位。”
显然她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说：“现在定不了，等我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她问我跟其他同学见没见过。
我如实回答：“该见的都见过，只剩你了。”
“是吗？”她竟然喜滋滋的，藏猫猫最后一个未被发现者那么称心得意。
挂断了电话，老李大叔问我是不是对象，我连连否认。
他不相信，“有啥不好意思的？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
我的脸呼呼发烧。
从上次街上巧遇，我有两个星期没有再见到杨明了。说实话，他那闭着眼睛式我行我素同先前没有两样，只是不再会令我兴趣盎然了，无论他成为大款，还是随大流进单位挣工资吃饭，都不会引起我惊讶或好奇。我评价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彪子”和“一般”之间已经撤销了界线，杨明及其众多“彪子”已经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一般”的人流之中。
“开门，是我！”
我跟杨明约好了，可敲了半天门没见反应，我放声喊起来。
终于从屋里传出脚步声，我都准备回去了。我的眼前闪过学习小组时，高志红比我先到，她抢先为我开门的情形。
门猛地被推开，一个满脸凶相的大块头出现在我面前，“谁？”
我本想说我是杨明的同学，但见这人如此蛮横，便反问他，“你是谁？”
他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你姓陈吧？”
我挺挺胸，“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转身，“杨明出去办点小事，让你等他，进来吧。”
进屋后他不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我往椅子上稳稳一坐。茶缸压着一本日记，我抽出来翻看。那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则手抄裤兜，在我身边来回踱步。我俩搞得都像是这屋的主人，而且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日记本塑料皮发硬，并有好几处烫痕。这是杨明当年的学雷锋日记，从褪色的铅笔字仍然能够看到，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捡到钱包，并且统统交给了警察叔叔。每隔几篇附有我们老师的批语。日记停写后，是用钢笔楷书记录的谚语歇后语，诸如“好汉做事好汉当”“狐狸做梦也想鸡”“扁头睡觉——想得宽”等等。其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后面加了括号，注着“陈为民说的”。我说过吗？想不起来了。再后面是近年来流行歌曲的歌词。中间还不时冒出一两幅线条勾勒的女性裸体画。翻过几页空白，写着一首诗，看字迹像最近抄写的。“宝贝儿/别爱我/我浪迹四方/无有所归/像秋天的树叶/一阵风/便不知去向”，再往后翻，又是一首诗，“他着了魔般找寻/失去了的宝藏/即使返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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