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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离开，所以不怎么买东西，东西多了打理起来也很难。工作都是在餐桌上完成的，这是从学生时代养成的习惯。”

她这样说着的时候，镜头拉远对向了周围，她坐着的沙发，旁边的台灯和床头柜同时进入观众视野。床头柜上有个小相框，我按下停止键，仔细看着相框里的照片。那是曾祖母和新雨大婶在熙岭照相馆拍的合影，和祖母手里那张照片一样。

我又按下播放键。采访者问起她的故乡和童年，这时镜头再次对准了她。

“我一九四二年出生于开城。‘6·25’时期我去了大邱的姑奶奶家避难，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住在大邱。一九六一年我考入梨花女子大学数学系。”

她用从前的首尔口音说。

“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家庭应该很富有吧？”

她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我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考进去的。有奖学金，所以才能去。”

“父母把年幼的女儿送到外地上学，一定很不容易。”

“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独自抚养我长大。母亲经常说，要多学习，要走得远一些。也许这样说听起来像是自夸，但我确实天生头脑聪明。母亲可能早就看出来了。她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命就是个空心葫芦’这句话对人们来说简直是绝对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母亲算是个异端了……我是这么想的。”

说到这里，她大声笑了。

“留学生活中一定很想念妈妈吧。”

听到这个问题，她的眼神晃动了一下。她喝了一口茶，示意对方提下一个问题。

“作为女性，专攻数学会不会很难？”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笑。虽然画面的清晰度不高，但还是能隐隐地看出她的愤怒。

“我的意思是，您很了不起，我想说的是这个。一个女人，而且是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您至今未婚的原因是什么呢？”

“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所以没有闲心谈恋爱。我原本也对男人没什么兴趣。”

采访者听到她的回答大声笑起来。也许这是采访者做出的有诚意的回应，但作为回答者的她，脸上却是一副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笑的表情。

“您打算什么时候再回韩国？”

“不知道。因为我总是很忙。”

“肯定有家人在等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想见我。”

说完，她笑着耸了耸肩，似乎刚刚开了个玩笑。

采访内容转向了她作为密码学家的职业生涯。

祖母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呢？密码学专家金喜子博士依然在德国生活，从她所在大学的网站上找到她的电子邮箱地址不是什么难事。我给她发了一封很长的邮件，但是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等到回信。

我经常和祖母见面，一起喝茶、吃饭，但我没说看过金喜子博士纪录片的事情，也没说给她发过邮件的事，当然也没有提在网上搜索她的信息时感受到的那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祖母没有跟我再说喜子去德国留学的事。她大学毕业后，二十六岁的时候去了德国，祖母只说了这些。我一边回想着祖母说过的话，一边思考着金喜子博士不给我回复邮件的原因。也许是时间，最为强力的时间让她和祖母的那些记忆都褪色了吧。

祖母直到冬天还在工作。去泡菜工厂给腌白菜填料，参加市里的公共劳动。通过这一年的相处，我才知道祖母是那种什么都不会浪费的人。祖母拖着小拖车去市场买回一周要吃的蔬菜，然后做成小菜，做多少就吃多少。东西也不怎么常买，但是一个月一次的摇会聚会是例外。每到这一天，她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头发也梳得漂漂亮亮的，去和朋友们见面，还会用攒了几年的钱和大家一起去济州岛旅行。

说话的祖母、大声笑的祖母、打花牌时的祖母、坐上面包车去帮工的祖母、坐在亭子里听朋友们说话的祖母、拉着拖车上坡的祖母，偶尔拿出放大镜读东西的祖母……在所有这些形象中，我的脑海里总是最先浮现出祖母坐在餐椅上，一只手放在杯子上，看起来好像在出神的样子。有时候祖母明明和我在一起，却似乎忘了自己身在这里。有时几秒钟，有时一两分钟，祖母好像总会离开所坐的位置，不知其终。每当这时我就一直等着，直到祖母回来。我在等待祖母回来喝下杯中的饮料，感受一下自己所停留的地方。每次这样等待着，祖母就像潜水后浮出水面的自由潜水员一样，慢悠悠地重新回到这里。

我没有告诉祖母我被大田的研究所录取了。我没有勇气告诉祖母，到了春天我就要离开熙岭。我和祖母打纸牌、做炒年糕吃、用望远镜观察月球表面、在去集市的路上打雪仗，可我依然无法开口说自己要离开熙岭。

我苦恼着该什么时候开口，不知不觉中睡着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必须把斑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梦里是严冬，却下着倾盆大雨。因为没有雨伞，斑马和我被淋成了落汤鸡，但还要向前走。我再也撑不住了，睁开了眼睛，房间里的地暖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