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者质疑显明的证据,或许是因为未能占有准备为他购买的珍贵乐器,出于个人的恶意和懊恼。乐师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天发誓他是对的,他声称,发生中风并非由于醉酒,而是由于毒药,并要求再次调查。乍看上去,他的论证显得不可忽视。自然而然,案件就此开审。叶菲莫夫被抓,送进了市里的监狱。一桩令全省大感兴趣的讼案开始了。审理进展很快,其结果是,乐师做了虚假的指控。他被判处公正的惩罚,但他始终坚持己见,让人相信他是对的。最终他才承认他没有任何证据,而他所提供的证据是他臆造出来的。但是,臆造这一切时,他是凭假设、凭猜测行事,因为直到现在,另一次调查也做完了,叶菲莫夫的清白无辜已正式获得证明。他仍抱定信念,认为不幸的乐队长的死因在于叶菲莫夫,尽管有可能他不是用毒药,而是以其他方式杀死了他。不过对他的判决没能来得及执行:他突然患上脑炎,发了疯,死在监狱的诊疗所里。
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地主表现得非常高尚。他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样关照我的继父。他好几次到监狱安慰他,给他钱;知道叶菲莫夫喜欢抽烟,就给他带最好的雪茄;当继父被证实无罪,他让整个乐队放假庆祝。地主将叶菲莫夫一案视为关系到整个乐队的事情,因为他珍惜自己乐师的良好品行,若非更甚,至少也与他们的才华同等待之。整整一年过去了,省里突然有传言说,省城来了某位著名的小提琴家,是个法国人,打算顺路开几场音乐会。地主立即开始使出各种办法让他来自己家做客。事情进展顺利,法国人答应前来。为迎接他的到来已做好一切准备,也邀请了几乎整个县的人,但突然间一切掉转了方向。
一天早上有人通报说,叶菲莫夫失踪了,不知去向。人们开始寻找,但他踪迹皆无。乐队处于紧急状态:缺了单簧管。可突然间,在叶菲莫夫失踪三天后,地主收到了法国人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傲慢地拒绝了邀请,接着又补充,当然是拐弯抹角地说,今后他与那些拥有自己乐队的老爷打交道会格外小心,看到真正的天才被一个不知其价值的人操控很不雅观。最后,以叶菲莫夫为例,指出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也是他在俄罗斯见过的最好的小提琴手,这就足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
读完这封信,地主深感惊讶。他伤透了心。怎么会?叶菲莫夫,就是他如此关心、如此施恩的叶菲莫夫,这个叶菲莫夫如此无情、如此无耻地在一位欧洲艺术家,一个他高度重视其见解的人眼前诽谤他!最后,这封信在另一方面也令人莫名其妙:信里宣称叶菲莫夫是位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说他是一位小提琴家,但人们无法看出他的才华,迫使他演奏别的乐器。这一切让地主大为震惊,他立即准备去城里见一见这位法国人,却突然收到伯爵的便函,邀请地主马上到他那里去,并通告说他知晓整件事情,来访的大师现在与叶菲莫夫一道在他那里,伯爵对后者的放肆和诽谤感到惊讶,下令扣下他。信上最后说,地主的到场很必要,因为叶菲莫夫的指控甚至涉及伯爵本人;这件事非常重要,应尽快予以澄清。
地主马上动身去见伯爵,即刻结识了这位法国人,向他解释了我继父的整个经历,并补充说他从未料到叶菲莫夫有如此巨大的才能,而叶菲莫夫在他这里,正相反,是个很糟糕的单簧管乐师,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离开他的这位乐师竟是个小提琴手。他还补充说,叶菲莫夫是个自由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他真的受到压制,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他。法国人很是吃惊。他们叫来叶菲莫夫,这人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举止傲慢,回答时面带冷笑,坚持认为他向法国人道出的话是公正的。这一切把伯爵激怒到了极点,伯爵直接对我继父说,他是个恶棍、无赖,应该受到最可鄙的惩罚。
“请放心,大人,我对您已经很熟悉了,非常了解您,”我继父答道,“承蒙您的恩惠,我才勉强逃过刑罚。我知道,是在谁的怂恿下,您从前的乐师阿列克谢·尼基福雷奇才告发我。”
伯爵听了如此可怕的指控,气得发狂。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但一位找伯爵办事的官员恰好来到大厅里,宣称他不能听任这一切不承担后果,说叶菲莫夫的冒犯性粗鲁行径包含了邪恶的、不公正的指控和诽谤,他恭请获准就在伯爵家里立即逮捕他。法国人表示了极度的愤慨,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恶毒的忘恩负义。这时我继父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惩罚、审判或哪怕再来一次刑事调查,也比他至今作为地主乐队的成员所经历的生活要好,因为自己极端穷困,没办法早点儿离开。说完这些话,他便与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了大厅。他被锁进宅子里一个偏僻的房间,被威吓说第二天就送他去城里。
午夜时分,被囚者的门打开了,地主走了进来。他穿着睡袍、便鞋,双手擎着点亮的灯笼。似乎他无法入睡,一种令人痛苦的关切之情迫使他在这种时刻离开床榻。叶菲莫夫没有睡觉,惊讶地望着来人。地主放下灯笼,异常激动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叶戈尔,”他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侮慢我?”
叶菲莫夫没有回答。地主又问了一遍,话语中透出某种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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