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那么热衷群居的、脑容量硕大的哺乳动物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即使后者再竭尽全力模仿前者，也无法弥补这一鸿沟。人类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他们只能创建一个个组织。如果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仅仅是创建一个独裁体制。
《美丽新世界》呈现了一幅想象的、有点粗鄙的社会风俗画，在那个社会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几乎达到了最大的相似性。而现在，我们正被强迫走向“美丽新世界”，这一趋势甚为明显。不那么明显的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拒绝与强迫我们的那些盲目的势力合作。不过，目前这种抵制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也没有那么普遍。正如威廉·怀特[9]先生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组织人》里所说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正取代旧的社会伦理体系，后者认定，个人价值是首位的。但新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关键词却是：“自我调节”和“适应”“社会导向的行为”“归属感”“社会技能的获得”“团队精神”“集体生活”“集体忠诚”“群体动力学”“群体思维”和“团队创造力”。它有一个基本假设，社会整体比微观的个体有更大的价值和重要性，个体天生的生物多样性需为单一性的文化让步，集体的权利则远胜十八世纪甚嚣尘上的“人的权利”。根据这一新的社会伦理，基督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故此务必牺牲其遗传特质，假装自己为善于交际的标准个体，而团体活动的组织者则视这样的个人为团队目标的践行典范。
这典范之人显示出了“动态一致性”（何等标致的术语）：对集体高度忠诚，毫不松懈地渴望着贬抑自己，渴望着被接纳。这典范之人亦必有典范的妻子，极其热爱社交，有无穷的适应能力，她不仅深信丈夫应首先忠诚于集体，而且她自己效忠集体时还格外活跃呢。正如弥尔顿评论亚当和夏娃时说的那样：“他只为上帝而存在，她则通过他而臣服于上帝。”只是有一点，这典范之人的妻子与我们的女祖宗相比还是每况愈下的。需知，上帝曾应许夏娃和亚当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青春纵乐”，我以为，上帝也不曾驱逐亚当远离其白皙的配偶，而夏娃，也从不曾拒绝那夫妇之爱的神秘仪式。然而今天，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者所言，为达到当代社会伦理提出来的典范要求，男人努力奋斗，而其妻子，“绝不可占据丈夫太多的时间，也不可要求丈夫与其分享太多的乐趣，因为当他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性活动的重要性也必定降到次要的位置”。僧侣宣誓要清贫、服从、贞洁。而今日的典范男人可以发家致富，却一样要宣誓服从（墨索里尼所言不错[10]：“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权威，凡事皆恭敬等候上级吩咐。”），而为了雇佣他的集体的荣耀，他甚至随时准备好将夫妻白头之恩弃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的成员们被迫服从一种性爱伦理，甚至比清教徒的还要严酷苛刻。《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受性爱。奥威尔的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统治者的首要目标自然是为了政权的顺畅而行使权力，其次是确保臣民们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发动了这场持续战争的统治者们需要这种状态。于是，通过消灭性欲，长官们可以使其追随者保持必需的紧张感，同时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自己贪婪的权力欲。
而《美丽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万国邦”，战争早已消灭，统治者们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代价肃清臣民中的捣乱者。他们做到了，方法（亏他们剔除了其他办法）是允许性自由（通过取消家庭，性自由成为可能），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
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很明显，在组织膨胀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之后，当下的社会伦理体系不过是对膨胀的组织的辩护说辞罢了。它可怜巴巴地试图为组织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试图从令人憎恶的数据中提炼出组织的正面价值，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一套道德体系。需知，不管怎么假设社会整体的价值远高过个体价值，它也绝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蚁群那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它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是社会机器的一分子，本身毫无价值，除非它真的关心个体的生命与自觉。一个组织既无意识也无生命，它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无好坏之别，只有当它促进了作为团队分子的个人福祉，才能称其是好的组织。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在二人可憎的统治之下，民众的目的服从了组织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传，以及系统性的恐怖和洗脑。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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