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尚有可为否？

，来替代核能；我们还要在节约使用简单易得的矿产资源的同时，尽快开发新的、省钱的技术，对这些越来越稀缺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在这些资源中，最贫瘠的矿产在大海里。

可是，毋庸讳言，所有这些几乎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人口年增长率要降低，可是怎么降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一个是人口控制。大多数人会选择人口控制，可是这随即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是生理学的、药物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甚至还是神学的。口服避孕药尚未问世[3]，如果一旦发明，那么又如何分发到数以亿计的未来的母亲（或者假如这粒药丸是作用于男性——那些未来的父亲）手上，并确保她们（他们）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服用呢？

而且，考虑到现行的社会风俗、文化与心理的强大惯性，又如何说服那些本该服用避孕药却不想服用的人呢？还有，罗马天主教对任何其他形式的节育都极力反对又该如何？该教会只允许一种所谓的“自然避孕法”，这一避孕方法在最需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工业落后地区得到试用，但却证明几乎毫无效果。

所有这些有关未来、避孕药的问题，即使考虑到目前已经可用的化学的、机械的节育办法，也几乎无望获得圆满答案。

当我们从节育问题转到增加粮食供给和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时，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没有节育问题那么严重，但依然是不可轻视的。首先是教育问题。那些负责种植作物以供给全世界绝大部分粮食需求的农民们，他们人数庞大难以计算，要想教育他们使其改进种植技术提升产量，又得花上多少时间？假设他们果然接受了教育，又到哪里寻找资本为他们提供机器、燃料、润滑剂、电力、肥料、改良的种子、家畜——没有这些东西，最好的农业教育也白费。相似的问题是，又是由谁来负责教育人类保护资源的原则和方法？

而且，倘若一个国家人口猛增，对食物的需求暴涨，又如何去阻止这个国家里饥饿的农民们不去开垦土地？如果可以阻止他们，那么当肥力耗尽、伤痕累累的土地缓慢恢复生机的过程中，又是谁来负责这些农民的生计？或者，再考虑一下落后的社会吧，它们迫切要实现工业化，如果它们成功了，为了拼命赶上“先进国家”，势必又要像早期的“先进国家”一样（它们到现在还是如此），愚蠢、铺张地浪费掉这个星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那么又由谁来阻止这些落后的社会追逐先进的脚步？

清算的日子终会来到。当矿藏挖掘殆尽，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算，还能够从残余的矿藏中再挖掘剩余不多的珍贵的矿物，但在那贫穷的国度，又到哪里去找科学人才和巨量的资金来完成这一工作？

或许，最后还是会发现一个现实可行的答案，可以回答上面所有的问题，可是到底还要等多久才能发现这个答案？无论人口总量与自然资源做何等的较量，时间永远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到本世纪结束，如果我们人类足够努力，或许到那时世界市场上的粮食总量会比现在的翻一番，可是到时人口的总量也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中几十亿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半工业化的国家里，他们将消费现在十倍左右的电力、淡水、木材和不可再生矿物质。一言以蔽之，到了那时，粮食供给状况一如今日般捉襟见肘，而原材料的供给状况则要比今日更糟糕。

而要解决组织膨胀问题，也并不比解决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问题来得容易。如果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泛泛而谈，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轻而易举。此处有一句政治格言：权力尾随财产而至。但如今生产资料正迅速集中至大财团和大政府之手，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所以，如果你信仰民主制度，请将你的财产分散出去吧，范围越广越好。

再来看看投票权的问题。原则上，这是极大的权利。但在现实中，正如近期的历史反复呈现给我们看的那样，投票权本身绝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因此，如果你想通过投票权来避免独裁制度，请解散现代社会中仅具功能性的各类集体组织，学会自我管理，学会以自愿为基础组建小型的交流团体，使其能躲开大财团、大政府的官僚系统而独立运作。

人口过剩和组织膨胀催生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过上由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构成的完满的人性之生活，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如果你想逃避个人的、社会的精神贫瘠状态，离开大都市，让小小的乡村社区复活吧；或者破坏大都市机械化的组织体系，在其内部组建一个个与乡村社区一样的小型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人们相聚，作为完全的个体相互交流，而不是仅仅作为专业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现。

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已然人人都能明了；其实，五十年之前，这些问题即已眉目清晰地为人所知。从西莱尔·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从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们，到今日意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经济巨鳄集中权力），以及广泛地分散财产。有不少分散生产力的天才的计划提出来，致力于重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