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点笑，接着拉下脸，说，神经。
那一刻，我的心，要开出花儿来。
我是多么矛盾啊，我真的说不清楚是喜欢她更多些，还是害怕她更多些，或者说因为喜欢她，所以必须克服这种害怕。这个说起来简单，有点拗口又无比困扰我的问题，让我每次去补习都像念经般在心里先盘桓一回，并在课前早去，站在教室门口等她。一开始，她有时候还故意等我坐下后离开我几排或几个位子再坐，后来，话说得多了，她看上去不那么介意了，再后来，我们就和陈浩南、吴楚、马纯他们坐一起了。而孟小小和陈浩南好像更合得来，我怀疑是因为我请陈浩南当信使造成的先入为主，这让我数学成绩的突飞猛进也没能填补内心里的失意。
同样进步的还有英语，还有专业课。
当我发现林幸哲也在补习教室中时，已经是六月份了，阶梯教室前面的花圃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月季花。我们的班长林幸哲，穿着雪白的衬衣，打着宝蓝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提着个牛皮质竖款公文包，如果不是认识他，还以为是新上任的课监老师。
陈浩南看到他也来上课非常不解，问他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了，还费这劲干吗。林幸哲很有分寸地笑了笑说，来上课，就一定是为了高考吗？
陈浩南不解地扯着嘴角，说，难道，难道——
人家是真喜欢学习。我说。
啊哈哈哈，陈浩南突然看着远远往这边走的汪闪闪，笑出猪声。
人家也是年轻人嘛。林幸哲一改老干部形象，突然撒娇地扭了下身子。
说着，和我们一齐猪叫般笑起来，我突然觉得他不再是个特权分子，而是再次成为我的同学了。
但另一方面，让我不安的是，我们班已经有三个同学因为灰了心，再次放弃了高考。我们的阶梯教室由原来的满员，到后面空出近三排，到现在，可能只是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了。每次上课，每个老师，都在给我们打气，说能坚持下来的都是好样的，一定要坚持啊。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连记笔记都比以前用力了很多，快把纸面划破了。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攒住一口气，坚持下去。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月末测试中，我从上一次的二十三名前进到第九名。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就连一向沉得住气的戴维，也豁出了好几个诸如努力有志气意志坚定等这样的好词儿，夸了我一通。
我雄心勃勃，刹那间感觉考个本科如探囊取物。那天下午下课后，我托着腮，想着我父亲得知我拿到某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大惊的表情，当初他那句判决像肥皂泡，啪地在他头顶上破灭了，我甚至都能看得见他听到炸裂声后蹙起的眉头上波浪状的皱纹。这样想来想去，竟感觉十分解气，下楼去餐厅，走到雁栖湖边，发现自己无意间哼起了歌。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儿正鲜艳，温暖的太阳照耀着我们——
我欢乐的心灵，像群小麻雀，在微风细雨枝头摇曳，我听到我的胸口在叽叽喳喳叫了，直到我突然想起，这支歌，是母亲教的。
我所有的欢乐的小鸟儿，全部折断了翅膀，在我踢踏踢踏踩过的石板路面上痛苦地挣扎起来了。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所有的快乐，都只不过是镶嵌在悲伤的石墙上的纸蝴蝶，拿手指轻轻一碰，就四分五裂了。
直到走到餐厅门侧上镌着“融合向善，拙朴匠心”红色大字的大石头旁，看到姚曼老师提着一袋馒头走下门口的台阶，我才不得不调动起脸上全部肌肉，冲她笑了笑。她却问，怎么啦，怎么不高兴？
不知为什么，刚刚还一心想掩饰的我，被姚曼老师一问，须臾放弃了抵抗，自己都能感觉到两只嘴角向下扯，我揉了揉眼，说，我想我妈了。
想妈了？
姚曼老师呵呵笑了下，点着头向楼门口摆摆手，说，多吃点，就想得轻了。边说边往前走了。
我想她并没有听懂我的话，没有人能听懂我的伤心。我进了餐厅，刷了两个馅饼，拿塑料袋抓着，边嚼边往教室返。今天的英语课上，我发现有两三节课的英语单词我没记全，要不是听写，我还以为全都记住了，当时确实也都记住了，但不到一周的工夫就忘了多半。时间像一场又一场大雨，把我这几个月来用功记住的那些公式、单词、名词解释在我松软的大海上冲乱了，模糊了。我要握紧决心的刀子，更多一遍把它们刻上去，我要再咬咬牙，刻得深一点。
那时候，参加高考，摆脱两年后只能当一个工人的命运，变成我活着所有的意义。为此，我能周末两天全在教室学习，为了完成因基础太差近乎完不成的学习任务，我在熄灯后的黑暗中默背单词，拿手指在肚皮上一遍又一遍写下数学公式，把原来简单的记录的碎片，写成两三页，甚至更多页，最多十来页的文章。我每天五点多一点起床，到操场与并不熟悉的几个同学散落进东操场各个花圃间的小路上，背英语，背政治，背历史和地理，我不觉得累，只恐大脑和身体不配合。第一回，以我十六岁的年纪，生出了怕身体出了问题会耽误正事的担忧；第一回，感觉到我的精神和身体，是需要“我”这个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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