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与大自然的具体关系不可替代

待。克莱尔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博物学家类型，博物学史极少提到他，文学史、诗歌史通常不提其博物者身份。我最早是通过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先生把他的名字译作“克莱”）认识了他，之后看了乔纳森·贝特的《克莱尔传》，也在网上读了一些他的诗作，与同学们讨论过几首诗作及他的博物学观点（他竟然鄙视正规的博物学大师）。但梅比的反复引述，特别是他们竟然同在一所医院接受治疗，还是增加了我的好奇，读后也颇有收获。

克莱尔与梅比有何共同之处？都是英国人，都写作，都生了病，还住进了同一家精神病院。这些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用行动体证了“我与地方”的关系。其中，“我”指第一人称的有生有死的有限个体， “地方”不是指纯粹空间，而是指具体的、感性的、物质的、杂多的、万物交联的处所（place） 。人生（虫生也一样）在世，必须了解自己的周围，熟悉“地方”。但是，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走出闭塞丑陋的“地方”，奔向全球化四通八达的“他乡”，使自己漂浮在人工世界（包括人工自然）的不确定“空间”中。现代人并非真的不食人间烟火，而是间接地进行，比如电话点餐、超市购物、虚拟旅行、在写字楼工作、在高级厕所解手等，每一项都实质性地牵涉真实的大地、河流、天空，只是中间隔了许多“膜”。物质的“膜”和心理的“膜”，后者更关键。没有膜，不成为文明（梅比有“半透膜”的说法） ，但是膜多了膜厚了，文化就出问题了。此时的高雅文化声称摆脱兽性、动物性，上层次、上档次，其实违背达尔文演化论，是故作清高。“人类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动物世界的一员了”，现代世界的“规划师”笛卡儿虽没有直接否定人是动物，却强调了其间的严格划界。这种划界有益也有害，现在看来害处甚大。人要习惯做好自己的动物身份，不多也不少。人是两脚直立的理性动物，并非一直理性着；人直立，也坐着躺着，无论怎样，必须有所凭借，最终支撑是大地而非真空。

人来自大地（地球盖亚） ，而非火星。作为智人（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的一员，“我”与世界是什么关系，应当是什么关系？梅比的书给出了一种可能性。难以证明它最好，特别是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样性原则。这类作品并非强制读者接受也非强烈暗示这般生存（我称之“博物生存”，我编了个英文词组living as a naturalist）独好，但无疑它靠谱地指出：这样也行。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或许对我们有启发。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观察大自然，心情会变好，从而也有利于健康。

3.何以疗愈

梅比的书提出一个医学问题：现代人重访大自然，身心为何变得更健康？当然，与其他医疗实践一样，这是概率意义上的，不保证每一个体都奏效。许多学校还开设了相关课程，为什么？梅比不是医生，我也不是大夫。我愿意尝试解释一下，未必正确，梅比也可能不认可。

当今文明，可以做到让人类免于饥饿，却没有让人放松神经。自然疗愈治疗的不是一般的穷困病，而是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失配”的富贵病，是“节律失配”的新病、心病。回归自然，能让人经常回忆自己是谁，如何看待生死。

人类社会迅猛发展，人类在生命界各物种中变得非常特别。人有理性（哲学家经常用“理性”来区分人与其他动物） ，人会计算（听起来高大上） ，即会“算计”。人能幻想、预测、构想、制造、毁灭某些东西，但是，人类的理性也时常表现出反面（通常不自觉）：非理性，比如严重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小到一山一水、一村一寨，大至整个流域和全球生态系统。在此“发展”过程中，人类欲求的改变速率远远大于环境的变化率。这似乎很平常，我们常说的“发展”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在平衡之上追求额外的增量。但是，从全球生命演化、物质演化的角度看，人类此种想法、做法非常可疑。此种作为必然导致“环境摩擦”，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此而生。此矛盾是差异演化的结果：系统中绝大部分组分正常演化（自然演化） ，只有自以为是的人类在其中非正常演化。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力量较小时，此种差异演化影响不大。但是近一百多年来，情况变了，人类的影响不可忽视，甚至可用“人类世”这一地质学名词来形容，即人类的影响堪比火山、地震、海啸等地质作用。

如今，我们都乘坐在高速奔驰的现代化列车上，列车在不断尝试加速。有些人异常兴奋，陶醉并适应此番高速竞争场面，认为此过程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个别人，其实是大多数，不容易适应或者非常不适应此番场景。

人生竞争大潮中，一些人生病了。生病不等于竞争失败。生病有轻有重，原因多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失调、失配有关。先是精神层面的不适，然后出现器质性的病变。医学治疗可能管用，回到大自然中，与大自然同呼吸，让个体的节奏服从于大自然的节拍，也可能起到治疗作用。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比如思想上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