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得很糟糕”
我状态不佳,现在我不敢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情绪失控。
——罗伯特·奥本海默
对奥本海默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有喜有忧。在智识层面,他收获颇丰;在社会经验上,他几无所获,这让他的内心紧张不安。按部就班的本科生生活为他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他又一次成为课堂上的超级明星。现在,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他即将经历一系列近乎灾难的人生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从他到欧洲的那个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26年春。
1925年9月中旬,奥本海默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船。他提前和弗朗西斯·弗格森约定了见面地点,就在英格兰西南部多塞特郡一个名为“斯沃尼奇”的小镇。弗格森整个夏天都和母亲在欧洲旅行,现在他特别希望身边能有一些哥们儿。在整整10天的时间里,他们沿着海岸的悬崖漫步,互相诉说着各自最新的冒险经历。虽然已经两年没见面,但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联系密切。
“当我在火车站见到他时,”弗格森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更自信了,身材也越发结实挺拔……他与母亲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至于原因,后来我发现他在新墨西哥州时差点儿爱上了一个迷人的姑娘,那姑娘不是犹太人。”尽管如此,对于21岁的奥本海默,弗格森的感觉是:“他对男欢女爱之事仍未开窍。”弗格森并未袖手旁观,“他将自己本应三缄其口的云雨之欢和盘托出”。不过,事后回想起来,弗格森觉得自己有点儿口无遮拦。他写道:“我既残忍又愚蠢,居然和奥本海默事无巨细地讲述这些东西,结果按照琼(一位朋友)的说法,我犯下了一级精神强奸罪。”
那时,弗格森已经作为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在牛津大学待了整整两年。弗格森本来就比奥本海默成熟,如今从容自在、风度优雅的他更是让奥本海默折服。首先,弗格森有一个已交往3年的女友弗朗西丝·基利,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时就认识她。此外,弗格森放弃了生物学专业,转而追求自己最热爱的文学和诗歌,他展现的坚定的自信也深深地触动了奥本海默。弗格森已经跻身精英社交圈,他会去乡间别墅拜访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奥本海默发觉自己羡妒朋友的成熟老练。短暂相聚之后,他们一个去了牛津,一个去了剑桥,在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们约定圣诞假期再见。
奥本海默到达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时,正值物理学界激动人心的时刻。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伯等欧洲物理学家创立了一个被他们称为“量子物理学(或量子力学)”的理论。简而言之,量子物理学研究的是适用于分子和原子这种非常小的尺度上的粒子的运动规律。量子物理学理论很快就取代了经典物理学,被用来研究亚原子尺度的各种现象,比如围绕氢原子核的电子。
如果说欧洲物理学家正处于“激情岁月”,那么奥本海默和许多资深的美国物理学家仍对此浑然不觉。奥本海默回忆说:“我仍然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直到去了欧洲,我才开始学习量子力学。我到了欧洲才知道电子自旋。我相信,1925年春,美国还没人知道这些,反正至少我对此一无所知。”
奥本海默住进了一间环境压抑的公寓,他后来称其为“悲惨洞穴”。他一日三餐都在学院,白天待在汤姆逊那间地下实验室的角落里,主要工作是制备用于研究电子的铍箔。制作过程可谓费心劳力,先要将汽化的铍附着到火棉胶上,再费劲地除去这些火棉胶。在这项需要精心细致的工作面前,奥本海默显得笨手笨脚,不久他就开始逃避实验室的工作。他把时间花在了参加研讨会和阅读物理学期刊上。尽管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属于“装装样子”,但这里为他提供了一个与卢瑟福、查德威克和塞西尔·弗兰克·鲍威尔等物理学家相遇的机会。几十年后,奥本海默回忆道:“我遇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布莱克特。”帕特里克·布莱克特不久就成了奥本海默的导师之一,他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布莱克特是一位身材高大、风度优雅的英国人,他毫不隐藏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3年前,他刚刚在剑桥大学取得物理学学位。
1925年11月,奥本海默在给弗格森的信中写道:“这里真是一片沃土,有很多诱人的宝藏。虽然我还没法尽情享用它们,但我有机会见到许多人,其中不乏优秀者。这里当然有一些很棒的物理学家——我指的是那些年纪轻轻的学者……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集会,包括三一学院的高等数学研讨会、一次秘密的和平主义者集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社团的聚会,还有几个相当乏味的科学俱乐部的活动。不过,我发现在这里如果一个人不搞科研就是一无是处……”但随后他不再故作镇定,坦白道:“我过得相当糟糕。实验室的工作非常无聊,我在这方面也毫无优势可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学到……那些讲座也令人生厌。”
奥本海默的情绪状态每况愈下,这让他在实验室里的日子更加难挨。有一天,奥本海默发觉自己盯着一块空白的黑板,手里拿着一支粉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重点是,重点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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