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不止一位物理学家觉得有必要去一趟奥托维桥边的那座房子，向温柔的沃纳小姐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莫里森本人在信中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全世界那些智慧善良的人都能理解并体会到我们的危机感。”在参与制造核武器之后，莫里森和许多志同道合的物理学家认为，现在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对所有核问题进行国际监管。沃纳小姐在1945年的圣诞贺信中赞许地写道：“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不能只是回到实验室，然后把原子能问题交到军方或政治家手上。”
奥本海默知道，从本质上说，曼哈顿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正是拉比担心的结果——它使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300年来物理学的顶峰”。他认为这么做让物理学元气大伤，这个说法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比喻；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贬低核弹作为科学成就的价值。1945年年底，奥本海默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我们使劲摇晃一棵硕果累累的果树，从树上掉下了雷达和原子弹。整个（战时）的指导思想就是对现有知识进行既疯狂又无情的剥削。”他说，战争“对物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几乎让它陷于停滞”。他很快认定，在战争期间，我们“看到物理学领域真正的专业活动完全停滞，甚至物理学教学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其他国家都更彻底”。但是这场战争也使人们的目光集中在科学上，正如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后来写的那样；“战争已经用最残酷的论据表明，科学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也改变了物理学的性质。”
1945年9月21日是一个周五，那天中午奥本海默去跟亨利·史汀生道别。这是史汀生担任战争部长的最后一天，也是他78岁的生日。奥本海默知道，史汀生计划当天下午在白宫做告别演说，他将倡导“对原子弹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奥本海默认为这已经“太迟了”。根据史汀生的日记，他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杜鲁门总统：“我们应该立即与苏联接触，并以分享核弹的信息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
奥本海默由衷地喜欢和信任这位老人。令他遗憾的是在讨论战后如何处理原子弹问题的关键时刻，他却要离开了。借此机会，奥本海默又向他简要介绍了一些核弹技术方面的问题，然后史汀生请他陪自己去五角大楼的理发店，他想修剪一下他那稀疏的白发。离开时，史汀生从理发椅上站起来，握着奥本海默的手说：“现在它在您的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