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语,他们还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作短篇小说。奥本海默总是故意拼错博伊德的中间名,管他叫“克洛泽”。奥本海默和伯恩海姆周末偶尔会去安角探险,博伊德经常与他们同往,安角位于波士顿东北,离波士顿一小时车程。那时奥本海默还不会开车,所以三个年轻人会乘坐伯恩海姆的威利斯奥弗兰牌汽车,他们会在格洛斯特城外弗利谷的一家小旅馆过夜,那里的饭菜特别美味。博伊德和奥本海默一样刻苦努力,他仅用三年就完成了哈佛的学业。虽然奥本海默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但是博伊德记得:“他会非常小心地不让你抓到他在用功读书。”博伊德认为奥本海默在智力上远胜过自己,他说:“他的头脑非常敏捷。比如,当有人提问时,他马上就能给出两三个回答,哪怕都说错了,他最终也能想出正确的答案,而这时我连一个答案都还没想出来。”
博伊德和奥本海默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博伊德爱好音乐。“我非常喜欢音乐,”博伊德回忆说,“奥比每年都会去看一次歌剧,通常是跟我和伯恩海姆一起去,他看完第一幕就会离场,因为他实在听不下去了。”赫伯特·史密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曾对奥本海默说:“你是我认识的物理学家中唯一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
起初,奥本海默对选择哪条学术道路举棋不定。他修过的课程五花八门,包括哲学、法国文学、英语、微积分导论、历史和三门化学课程(定性分析、气体分析和有机化学)。他曾一度考虑学建筑学,但是因为他在高中时喜欢希腊语,他也想过成为一名古典学者,甚至是一名诗人或画家。奥本海默回忆说:“我并非在沿着一条清晰的人生道路前进。”但几个月内,他就选定了自己的第一志向——化学专业。他决心在三年内毕业,但是每个学期最多只能修六门课程。即便如此,每学期他都会设法额外旁听两三门课程。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的奥本海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学习上,但是他努力隐藏这一事实,因为对他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的才华都是天生的。他还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长达3 000页的经典历史著作,他从头读到尾。他还广泛涉猎法国文学,并开始写诗,其中一些诗歌发表在哈佛大学的文学杂志《猎犬与号角》上。“当灵感降临的时候,”他在给赫伯特·史密斯的信中写道,“我会记下那些诗句。就像你说的那样,它们既不为任何人所作也不适合任何人品鉴,把自渎式的宣泄强加给别人是一种犯罪。不过我会把它们暂时塞进抽屉里,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就寄过去。”就在同一年,T.S.艾略特的诗作《荒原》出版了,奥本海默读了之后,马上就与诗人展现的荒芜的存在主义产生了共鸣。他自己的诗歌也以悲伤和孤独为主题。他在哈佛大学任职早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破晓向肉身注入欲念,
天光却出卖了我们,
还有我们的伤感,
当藏红从天际褪去,
日光又变得荒芜,
当安眠被灼火搅醒,
眼见我们又重蹈覆辙,
个个身处一个人的囚牢,
渴望与人交流,
又因此感到绝望。
20世纪2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显然笼罩在保守的政治氛围之中。奥本海默入学后不久,为了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哈佛大学设置了限额。(1922年,犹太学生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1%。)1924年,哈佛校报在头版报道,学校前任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公开宣称越来越多的“犹太种族”与基督徒通婚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他说,这样的婚姻几乎没有什么好结果,因为生物学家已经证实犹太人有“遗传优势”,这种婚姻所生的孩子“看起来只像犹太人”。而当哈佛大学接收了一些黑人学生时,A.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坚决反对他们和白人学生同住在新生宿舍。
对于这些问题,奥本海默并非不闻不问。事实上,1922年初秋,他加入了学生自由社团,该社团成立于3年前,这是一个学生讨论政治和时事的论坛。在成立初期,该社团就吸引了大量听众,演讲者包括自由派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塞缪尔·龚帕斯和和平主义者A.J.马斯特。1923年3月,这个社团正式对哈佛大学的歧视性招生政策提出抗议。虽然该社团以观点激进著称,但是奥本海默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还写信给史密斯说:“这个自由社团愚蠢固执又华而不实。”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政治组织,他在这里觉得自己“如离水之鱼”。然而,有一天,当奥本海默在温斯罗普街66号的社团办公室吃午餐时,他被介绍给了一个叫约翰·埃兹尔的大四学生,埃兹尔很快说服奥本海默帮忙编辑一份新的学生杂志。因为懂希腊语,奥本海默说服埃兹尔将其命名为“牛虻”,并在封面引用了一段希腊文,在这段引文中苏格拉底被比作雅典人的牛虻。《牛虻》的第一期出版于1922年12月,在刊头上奥本海默被列为副主编。他记得写过几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但《牛虻》并没有成为校园里的常规刊物,它只出版了四期。然而,奥本海默和埃兹尔却因此建立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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