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的迎接。在讨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事务之前，斯特劳斯把奥本海默叫到了一边，说他还有别的事情要跟他谈。在这之前，斯特劳斯只在二战后期与奥本海默见过一面。斯特劳斯一边在混凝土的停机坪上踱来踱去，一边介绍说自己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目前，他是董事会寻聘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新院长。斯特劳斯说，奥本海默在5名候选人中名列前茅，现在董事会授权他向奥本海默发出邀请。奥本海默表示他对这个职位感兴趣，但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大约1个月后，也就是1947年1月底，奥本海默飞到了华盛顿，他和斯特劳斯共进了一顿悠长的早餐，其间斯特劳斯一直在向他推介这份工作。那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他虽然还没下定决心，但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说，对于他在这所研究院如何大展拳脚，斯特劳斯“有很棒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有些不切实际。奥本海默说，那里“没有一位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但他将“很快改变这一现状”。

关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最广为人的莫过于它既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也是他精神上的庇护所。当斯特劳斯追问爱因斯坦理想的院长人选时，他回答说：“哦，我很愿意告诉你答案。你应该找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样他就不会打扰别人思考。”一开始奥本海默并不认为这是一所严肃的学术机构。1934年第一次参观该研究院后，他曾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嘲笑道：“普林斯顿就像一个疯人院——那些孤芳自赏的学术权威们在孤立无援的荒凉中熠熠生辉。”不过他现在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对姬蒂说：“要想干好这份工作，需要花些心思，不过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他向她保证，搬到普林斯顿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在伊格尔希尔的家里过暑假。此外，他也厌倦了往返华盛顿的长途通勤。“我不能再像去年冬天那样住在飞机上。”仅在那一年，他就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完成了15次横跨大陆的飞行。

奥本海默还有些举棋不定，于是他咨询了一位在华盛顿新认识的朋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他自己也曾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弗兰克福特劝阻奥本海默说：“你会无法抽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哈佛？”这个提议让奥本海默恼火，他说他不去哈佛自有原因，于是弗兰克福特向他介绍了另一位很了解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朋友，这个人建议奥本海默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个有点儿奇怪的地方，但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机会，那就没问题。”

奥本海默有意接受这个新挑战。这份工作不仅可以发挥他的行政才能，而且在工作之余，他还会有充足的时间参与政府事务，从这里还可以方便地乘坐短途火车去往华盛顿和纽约。即便如此，他还是花了很长时间认真考虑这个决定。有一种说法是，奥本海默迟迟未能做出决定，直到有一天夫妇俩在车上听到广播新闻说罗伯特·奥本海默已经被任命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才对姬蒂说：“好吧，我想这事就这么定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称赞这一任命是“天作之合”：“他叫J.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但他的朋友们叫他‘奥比’。”这篇社论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是一个“机智风趣”的“实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约翰·F.富尔顿在奥本海默家与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位新院长的印象：“从外表上看，他身材瘦削，五官也很小巧，但是他的眼神锐利而深沉，反应机敏且妙语如珠，这让他占尽上风，无论谁在他身边都会马上对他肃然起敬。他只有43岁，尽管他专注于原子物理学，但他的拉丁文和希腊语仍不断精进，他阅读了大量史书，还收藏绘画作品。在他身上，科学和人文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然而，刘易斯·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之前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斯特劳斯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高中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各地推销鞋子。1917年，年仅21岁的斯特劳斯就得到了一份给赫伯特·胡佛当助理的工作。胡佛是工程师，也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众所周知，他是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派”共和党人。当时，胡佛正在负责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难民设立的食品救济项目。与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的有不少胡佛的亲信，比如哈维·邦迪，他是一位头脑聪明的年轻律师，出身于波士顿上流社会。斯特劳斯把参与这个食品救济项目当成进入华尔街的跳板。战后，胡佛帮斯特劳斯在纽约的库恩-洛布投资银行得到了一个别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斯特劳斯勤奋努力又善于逢迎，他很快就娶到了艾丽斯·哈诺尔，她是库恩-洛布投资银行一位合伙人的女儿。1929年，斯特劳斯也成了正式的合伙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在1929年的美国股灾中，他几乎毫发无损。20世纪30年代，他坚决反对罗斯福新政，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9个月，他又说服罗斯福政府给了他一份海军军械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