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健康的好奇心不仅让我和家人饱受困扰，也让苹果的其他人备感为难。”但随后他承认，对他的“激素失调”的治疗并不像此前所说的那样简单，“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了解到，我的健康问题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加复杂”。他请库克再次接管公司的日常运营，但自己仍担任首席执行官，继续参与重大决策。他计划在6月前回到工作岗位。
乔布斯曾跟坎贝尔和莱文森讨论自己的病情。他们二人既是他的个人健康顾问，又是公司的联合首席董事。但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股东们最初也被误导了。一些法律问题由此而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苹果是否向股东隐瞒了“重大信息”。如果苹果的确传播了虚假信息，或隐瞒了与公司财务前景相关的真实信息，将构成证券欺诈，这是一项重罪。由于乔布斯及其魔力与苹果的再度辉煌密不可分，因此他的健康问题似乎符合“重大信息”的标准，但相关法律问题难以界定，因为首席执行官的个人隐私权也必须得到保护。乔布斯非常重视个人隐私，但又比大多数首席执行官更能代表所在的公司。要在他身上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尤其困难。面对这一难题，乔布斯变得非常情绪化，时而怒吼，时而大哭；如果有人建议他应该开诚布公，他就会大发雷霆。
坎贝尔很珍惜与乔布斯的友谊，他不希望因为承担信托责任而侵犯乔布斯的隐私，于是提出卸任董事一职。坎贝尔说：“我跟史蒂夫是一百万年的朋友了，所以保护他的隐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苹果的律师团队最终决定，坎贝尔无须从董事会辞职，但需要让出联合首席董事的位置，由雅芳总裁钟彬娴接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也无果而终。虽然外界要求乔布斯公布更多信息的呼声很高，但董事会不遗余力地为他提供保护。阿尔·戈尔回忆说：“媒体希望我们透露更多个人细节，但只有史蒂夫自己才能决定是否要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透露更多隐私。他非常坚持，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他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当我问戈尔，在2009年初，当乔布斯的健康问题远比股东们所知晓的情况更严重时，董事会是否应该敦促乔布斯更加坦诚一点儿，他回答说：“我们聘请了外部法律顾问，对法律要求和最佳做法开展审查，所有事情都是按规定处理的。我这么说听上去像是在维护他，但外界的批评真的让我很生气。”
有一位董事则持不同意见，他就是克莱斯勒和IBM的前首席财务官杰里·约克。虽然没有公开置评，但他曾在私下里向《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透露，当得知公司在2008年底隐瞒了乔布斯的健康问题时，他感到“非常气愤”，“坦率地说，我真希望我当时就辞职了”。在约克于2010年过世后，《华尔街日报》把他的评论公之于众。约克还曾向《财富》提供了不希望被公开的信息，而《财富》却在2011年乔布斯第三次休病假时，把这些话刊登了出来。
苹果的一些人根本不相信那些话出自约克之口，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正式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比尔·坎贝尔知道这些报道并非捕风捉影。约克曾在2009年初向他抱怨过：“杰里在深夜多喝了一点儿白葡萄酒，在凌晨两三点给我打电话说：‘他妈的，我不相信关于乔布斯健康状况的那些鬼话，我们非弄清楚不可。’我第二天早上给他打电话，他又说：‘哦，好的，没问题。’所以我敢肯定，他有时晚上喝多了，就会口无遮拦，跟记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孟菲斯
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癌症中心，乔布斯的肿瘤治疗团队的负责人是乔治·费舍尔（George Fisher），他是胃肠癌和结直肠癌研治领域的领军人物。几个月来，他一直提醒乔布斯，说他可能需要考虑进行肝移植，但乔布斯一直置若罔闻。劳伦娜很感激费舍尔三番五次地提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她知道要想让乔布斯考虑肝移植，需要对他进行反复劝说、不断催促。
2009年1月，就在乔布斯声称自己的“激素失调”问题不难治疗之后，他终于被说服了。然而这时，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他加入了加州肝移植的等候名单，但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明显难以支撑到手术：一方面，跟他血型相匹配的捐献者数量很少；另一方面，根据政策制定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的肝移植衡量标准，肝硬化和肝炎患者要比癌症患者的优先权更高。
根据相关法律，任何患者都不得插队，即使像乔布斯这样的有钱人也不例外，而他也并没有插队。器官受捐者的先后顺序主要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的评分结果，这个模型会通过实验室的激素水平测试来确定移植需求的紧迫性，二是患者已经等待的时长。每一例捐献都受到严格审核，可在公开网站（optn.transplant.hrsa.gov/）上查阅数据，患者也可以随时查看自己在等候名单上的状态。
劳伦娜成了各大器官捐献网站的活跃用户，每天晚上查看等候名单上的人数、每个人的评分和已经等待的时长。她回忆说：“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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