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竹。对席有仁而言，战后的混乱或许正好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他转眼间便填补了战时的空白，眼看着壮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这样的席有仁依然时常来信。有一次，李源良带着事不关己的表情，开心地说道：“呵呵，那家伙也做得不错嘛！”我心下惊愕，直直地盯着他幸福的笑容。对我们而言，席有仁的惊人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在信中曾表示，他迟早会涉足外贸，叫我们再忍耐一阵。这对我们而言拥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难道李源良不明白吗？对他而言，似乎得到外国著名音乐家所办演奏会的门票更为重要。不过，没关系，因为他是木偶，而我是木偶师。不用说，给席有仁写回信是我的工作。于是，我频繁地与席有仁联系，静待时机。
然而，李源良却突然死于交通事故。为了准时赶去听音乐会，他急匆匆地横穿马路，却被一辆出租车撞飞。李源良之死令我觉得浑身都失去了力量。没错，他或许的确是我随意操纵的木偶，但观众一直以来看见的都是这个木偶，没有任何人知道藏在幕后的木偶师是什么模样。面对破碎的木偶，我茫然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木偶曾在兴祥隆银行的董事会上发表创新性的意见。战后重回上海后，他的银行又绝望且奋不顾身地支援民族产业。然而，身为银行主人的这个木偶，却连纺织中最简单的原价计算都不懂，只热衷于从扬子江公司的朋友手中得到外国唱片。被海量的资料和数字掩埋、拼命与官僚资本作斗争，以及过去那些创新意见的来源，都是我李东昌。流亡香港、饱经风霜、忧愤度日的又是谁？还是我。而李源良只知抱着胡琴，享受南国的和风徐徐！
即便如此，但人们会怎么想呢？既是具有创新性的银行家，又是火热的爱国者，并且为了民族产业废寝忘食、不懈奋斗，最终光荣败北的硬汉……这些头衔都加在了那个木偶身上，实际上却都是从我身上剥夺走的。
木偶碎了，一切便都结束了吗？不，一切都与以前一模一样，碎掉的不过是形骸罢了。
这很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席有仁已经完成了外贸部门的准备工作，很快便要开展业务。而且，朝日产业的老东家去世后，新董事会经过内部商议，已经决定关闭出口部门—— 碎掉的木偶恐怕从未想过这些事。在李源良死去的一刹那，他脑中浮现的只会是幻想交响乐队即将开始的华丽演奏，并为自己错过这一机会而感到悔恨。也就是说，我那亲爱的木偶根本不需要席有仁，需要席有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木偶师。
席有仁总在信中提及昔日的恩义，他之所以联系李源良并打算提供工作，也完全是因为那件往事。而李源良一死，席有仁此生似乎便再也无法报恩了。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决定救济瑞和企业的人究竟是谁？
我虽是木偶师，但如今木偶已碎，难道我不能出面成为新的木偶吗？此前给予木偶那么多的东西，如今不正是收回的时候吗？
我成了李源良。这绝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被人们认为属于李源良的东西，其实全都属于我。我所做的并非夺取，而是收回。
我和李源良都没见过席有仁，总是擦肩而过，也不曾互赠照片。确认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互相知道救济席有仁的原委，以及二人通信的内容。说到李源良和席有仁之间的通信，我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加熟悉。对于席有仁的一部分来信，李源良甚至从未读过，而往南洋写信的人一直是我。
我并未将李源良的死讯通知席有仁。席有仁认识的李源良是救他脱离困境的李源良，而这个李源良其实并未死去，还好端端地活着。我彻底变成了李源良，并且对此毫无罪恶感。我只是收回给予那个已死男人的东西而已，顺便也包括名字。
当时，我羞于没落，便在香港使用了假名。来到日本后，在外国人入境登记中也使用了那个假名。但实际中，我们使用的自然还是真名。中国人大多拥有两三个名字，诸如字、号。从这一点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只不过在东京，虽然只限于与朝日产业有关的极小范围内，但毕竟有人知道我并不是李源良。因此，我觉得不能留在东京。
席有仁终于进军外贸行业，并将昔日的恩人李源良指定为驻日总代理。于是“李源良”离开朝日产业，创办了一家新店。为了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兼且考虑到关西是日本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李源良”便决定将根据地迁至神户——对于这一决定，南洋的席有仁丝毫未觉奇怪。
不愧是瑞和企业，有它作为后盾，那些生意的交易数额都异常巨大，与此前专门出口塑料的小家子气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往事之故，在商定价格时，席有仁也给我留出了非常大的利润空间。转眼之间，我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我的梦想开始再次膨胀起来。成为海外民族产业的旗手—— 这一梦想变得不再模糊。我的可用资金逐渐增多。此前的华侨主要都活跃于商业部门，但我认为今后必须扩展到生产领域。在从事了好几年、已经颇为熟悉的塑料工业方面，我积累了不少知识，规模上也恰好合适。可以先建设塑料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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