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院长先生，
我很好奇，为什么一部好端端的日记（只有它的作者才有资格阅读）竟然变成交换信件的媒介。但您瞧，我也正在给您写一封信，我几乎可以确信，您有朝一日会再次来到这里并读到它。
您对我的事知道得太多了。您是个让人厌恶到极点的见证人，而且还严厉得过了头。
没错，我承认一切都是我干的，在对待我那些梦想成为烧炭党人的同学以及勒博当戈的事情上，我的做法有违您大力鼓吹的仁义道德。不过让我们实话实说吧：勒博当戈是个恶棍，如果让我在脑海中把我在那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全部过一遍，我认为自己只是在对付恶棍的时候才会使出恶棍的手段。至于那些年轻人，他们都是狂热分子，而狂热分子是社会的渣滓，因为他们热衷于自己的活动，或为了一些我无意指名道姓的君主的事业而干劲冲天，而那些事业到头来都化作了战争和革命。因为我已经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狂热分子的数量永远不会减少，所以我最好从他们的狂热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请允许我重新开始我的回忆。我记起来了，我接管了已故的勒博当戈的事务所，而从前和勒博当戈一起伪造公证书的经历并不让我感到吃惊，因为这正是我如今在巴黎还在从事的工作。
现在我对比安科骑士也记得一清二楚了。有一天他对我说：“您看，律师，耶稣会士被驱逐出了撒丁王国，但人人都知道他们继续在暗地里活动，发展信徒，这样的事情在所有对他们下达驱逐令的国家均有发生。我还在一份外国报纸上看到过一幅有趣的漫画，画的是一群耶稣会士每年都假装想要回归故土（不消说，他们都被挡在了边境上），为的是不让人发觉他们的会友早已伪装成其他教派的信徒，自由地生活在那个国家。所以说，耶稣会士依然遍布整个王国，而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都找出来。我们已经了解到，从罗马共和国那会儿起，您爷爷的府上就经常有耶稣会士出入，所以我们认为您很难说没有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联系。因此，我们要求您打探他们的想法和意图，因为我们发觉，耶稣会在法国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教派，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好像也在都灵上演过。”
要说我和那些“善良的”神父还有联系，那纯属胡扯，不过我倒是从可靠人士那里了解到耶稣会士的许多事情。在那些年里，欧仁·苏的最后一部大作《人民的秘密》问世了。那时，他因为长期以来和社会主义者关系紧密，同时还坚决反对路易－拿破仑(1)即位和成立帝国，所以正在萨伏依地区的阿讷西接受流放，而全书刚好赶在他去世前完稿。由于《里昂西修正案》使得报纸无法再刊登长篇连载小说，所以苏的最后一部作品被分割成一套小册子出版。每一本小册子都遭到了各方的严格审查，在皮埃蒙特也不例外，要集齐一整套因此更是难上加难。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追随故事情节的焦急心情。书中讲述了两个家族的故事，一个是高卢家族，另一个是法兰克家族，从史前时期一直叙述到拿破仑三世时期，这其中，法兰克人是凶恶的统治者，而高卢人似乎从维钦托利时代起就个个都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苏和所有的空想家一样，写书时已经摆脱不了一个特定的魔咒了。
作品的最后一些章节显然是在流放时写成的，当时，路易－拿破仑正在一步步攫取权力，向皇帝的宝座攀登。为了激起人民对路易－拿破仑计划的仇恨，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既然从大革命时代起耶稣会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大敌，只需披露路易－拿破仑是如何在耶稣会士的唆使和指导下夺取权力即可。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过后，法国确实也驱逐了耶稣会士，但其实仍有耶稣会士暗中潜伏在法国，而且，自从路易－拿破仑开始他的登帝之路起，人数反而比过去更多了，因为路易－拿破仑为了和教皇保持友好的关系，对耶稣会士采取了宽容政策。
于是，苏在书中编撰了罗丹神父（在《流浪的犹太人》中已经出现过）写给耶稣会会长罗特汉神父的一封万字长信，他在信中一五一十地披露了他们的阴谋。小说的情节发展至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反对路易－拿破仑政变的最后一次抵抗运动，但苏却设法使读者认为，罗丹神父在写那封信时，路易－拿破仑后来在现实中付诸实现的事情尚处于计划阶段。当读者读到此处时，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信中的阴谋从而变得越发令人震惊。
我不由得想到了大仲马的小说《约瑟夫·巴尔萨莫》的开头：只需把雷鸣山换成某个更能和教士扯上关系的地方，比如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的地下室，把聚集在那儿的共济会会员变成来自世界各地的罗耀拉(2)的信徒，再让罗丹神父取代巴尔萨莫发表演说，就大功告成了。瞧，举世阴谋的古老模式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我于是意识到，我所能卖给比安科的不能仅仅是在大街上竖起耳朵听来的闲言碎语，而是从耶稣会士手中窃取的一份完整的文件。当然了，我得做些修改，删掉罗丹神父的名字，改成贝尔加马斯基神父来赌一把，因为没准会有人记得罗丹神父是个小说人物，而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虽然早已不知所踪，但是在都灵肯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