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奥斯曼贝伊

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一日傍晚

亲爱的神父，我正在劳心费力地还原自己的过去，而您却一直打断我，就像一个迂腐的家庭教师，动不动就要指出我的拼写错误……您让我分心。害得我心烦意乱。好吧，我可能也杀害了若利，但我这么做是为了证明我不得不采用的这些手段都是无可非议的。您可以看一看精明狡诈、冷血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的所作所为，并且您得控制一下您那种病态的蛮横无理……

由于再不用担心被若利或古德切敲诈勒索，我现在可以完善我的新版布拉格会议纪要了（至少我是这么叫它的）。我必须构思一些新的内容，因为先前那个布拉格公墓的剧本如今已变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小说故事。继登载了我爷爷的书信之后，《当代》在几年后又刊登了一篇拉比的发言，称它是一位名叫约翰·雷德克利夫爵士的英国外交官所写的纪实报告。鉴于古德切在他那部小说上所署的笔名正是“约翰·雷德克利夫爵士”，这篇文章的出处因而就昭然若揭了。我后来没有再数过布拉格公墓的剧本被反复盗用了多少回：这会儿写日记时，我好像回想起来，有一个叫布尔南的人最近出版了《犹太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书，里面再次出现了拉比的发言，只不过这回约翰·雷德克利夫变成了拉比本人。我的天啊，生活在这样一个满是造假者的世界里，该如何是好？

于是，我为会议纪要寻找起了新的信息，哪怕那意味着从出版物中去摘取素材，但我并不鄙视这种做法，因为我始终认为，除了达拉·皮科拉神父那个倒霉鬼，其他所有可能成为我客户的人都不像是会成天泡在图书馆里的样子。

一天，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对我说：“俄国出版了一本关于《塔木德》和犹太人的书，是一个叫卢托斯坦斯基的人写的。我会设法弄到那本书，让我的会友们翻译一下。不过，还需要与一个人打交道。你听说过奥斯曼·贝伊这个名字吗？”

“土耳其人？”

“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不过他用德语写作。他有一本讲述犹太人征服世界的小册子被翻译成了许多种语言，但我觉得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因为他是靠反犹太人运动为生的。据说俄国的秘密警察给了他四百卢布，让他来巴黎调查世界以色列人联盟的情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从你朋友布拉夫曼那里得到过关于这个组织的情报。”

“说实话，我了解得很少。”

“那就自己编呗，你给这个奥斯曼·贝伊一些信息，他也会提供给你一些信息的。”

“我上哪儿去找他呢？”

“他会来找你的。”

我已经几乎不再为埃布特尔纳效力了，但会不时与他取得联系。我们约在巴黎圣母院正中央的那扇大门前碰面，我向他打听了有关奥斯曼·贝伊的情况。看样子，半个世界的警察都知其大名。

“他也许是犹太血统，就像布拉夫曼和其他那些对他们的民族心怀不满并与之作对的人一样。他的来历说来话长。他曾化名为米林戈或米林根，后来又叫基布里德利·扎德，不久前他又自称阿尔巴尼亚人。他遭到过许多国家的驱逐，原因尚不清楚，大多为诈骗罪；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他坐过几个月的牢。他之所以在犹太人身上下功夫，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桩颇有赚头的买卖。在米兰，也不知是在什么场合，他公开收回了他当时正在散布的所有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之后又在瑞士出版了一些反犹太人的宣传册子，并将它们带去了埃及，挨家挨户地兜售。但他真正取得成就的地方是俄国。在那里，他最初写过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婴孩被杀害的故事。如今他关注的是以色列人联盟，而这就是我们不愿让他靠近法国的原因。我和您说过好多次了，我们不想与那些人产生纷争，这对我们没有好处，至少目前如此。”

“可是他正在来巴黎的路上，或许已经到了。”

“我发现您现在比我还消息灵通。那么，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去监视他，我们会答谢您的，就和往常一样。”

这下我有两个充分的理由与这位奥斯曼·贝伊见面了：一方面是为了向他出售我了解的有关犹太人的情报，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埃布特尔纳掌握他的一举一动。一周后，奥斯曼·贝伊与我取得了联系，从我店铺的门底下塞进了一封便函，给我留了马海区一家膳宿公寓的地址。

我以为他是个贪恋美食的人，所以想请他去大维富餐厅，让他尝一尝马伦戈白汁炖鸡和鸡肉蛋黄酱。我们通过便函交流了一番，他拒绝了我的所有邀请，只约我那天晚上去莫贝尔广场与大阿尔伯特街交会的那个街角同他见面。到时，我会看到一辆小型四轮出租马车靠过来，而我得凑上前去，好让他认出我来。

当马车在广场的街角停下来后，从里面伸出了一张我在自己城区里的任何一条街上都不愿在夜里遇见的面孔：蓬乱的长发、鹰钩鼻、凶狠的目光、土黄的肤色、瘦得扭曲的脸，以及一只无力抽搐着的左眼。

“晚上好，西莫尼尼上尉，”他立刻对我说道，接着又说，“常言道，隔墙有耳，在巴黎也一样。所以，要想安心交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城内四处转悠。在这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