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各种各样传统的‘清规戒律’以及对神秘学的古怪嗜好，还有一些人（当然是些无足轻重之辈，幸好如此）热衷于撒旦教派的仪式。在那种必须要被认定为‘正常’的状态下，蒂安娜认为自己是撒旦教派或类似教派的信徒，她散布荒淫的言论，讲述情节淫秽的故事，企图诱惑男护士乃至我本人，我很抱歉提及这样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这也是因为蒂安娜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富于魅力的女人。我认为在那种状态下，她受到了自己在少女时代遭受的创伤的影响，并时常通过进入自己第二状态的方式，努力逃避这些回忆。在第二状态下，蒂安娜俨然一个温良贤淑、天真无邪的姑娘，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总是要读她的祈祷书，还想出门去望弥撒。然而那种出现在费里达身上的奇特现象，也同样出现在蒂安娜的第二状态中，当她是温良贤淑的蒂安娜时，会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在正常状态时的样子，并为此懊恼不已，她反问自己为什么会那样邪恶，还穿苦行衣来惩罚自己，因此她把自己的第二状态叫作她的‘理性状态’，而在回忆起她的正常状态时，则认为那时她陷入了幻觉之中。但是，蒂安娜在正常状态时却无法记起自己在第二状态时的所作所为。这两种状态以难以确定的时间间隔相互交替，使得蒂安娜时而在一种状态中生活几天，时而又在另一种状态中生活几天。我真的快要相信阿扎姆医生所谓‘完美梦游’的论断了。其实不只是梦游的人，那些吸食毒品、大麻、颠茄、鸦片或是酗酒的人，都会在清醒后忘记自己此前做过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对蒂安娜病情的叙述会让我如此纠结，我只记得自己对迪穆里耶说：“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一个熟人，他专管这样的可怜人，知道哪里可以收留一个父母双亡的女孩。我会让达拉·皮科拉院长出面处理此事，那是一位在慈善界颇有影响的宗教人士。”
因此，在我和迪穆里耶谈话的过程中，那一瞬间，我起码是知道达拉·皮科拉这个名字的。可为什么我对那个蒂安娜会如此上心呢？
连续几个小时，我一直在写个不停，连大拇指都写疼了，通常我只在我的写字台上用餐，在面包上抹上鹅肝酱和黄油，再喝几杯拉图酒庄的葡萄酒，以激活记忆。
我本想犒劳一下自己，没错，那就是光顾一下布雷邦小牛咖啡馆，但是在我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之前，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四处走动。也许迟早我要冒险再去一趟莫贝尔广场，好带些吃的回家。
现在别再胡思乱想了，还是接着往下写吧。
就是在那些年（我觉得好像是一八八五年或一八八六年），我在马尼餐厅认识了那位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奥地利（或者德国）大夫，我想起他的名字了，他叫弗洛伊德（我想是这么写吧），一位三十来岁的医生，当时正在夏尔科那里做学徒，他当然要来马尼餐厅吃饭，因为他去不起更好的地方。此人通常坐我旁边的桌子，最初我们仅限于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据我判断，他是个生性忧郁的人，有点儿拘谨，羞涩地盼望着有人能听取他的心声，从而稍稍缓解内心的忧虑。有那么两三次，他试图和我搭讪以便聊上几句，但我始终保持矜持，未置一语。
虽然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在我听来不像斯坦纳或罗森伯格那么地道，但我还是知道，所有在巴黎生活和发财的犹太人都有一个德文名字，而且，我对他的鹰钩鼻产生了怀疑，有一天，我就此询问迪穆里耶，他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随即说道：“我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敬而远之的好，德国犹太人是混血，我不喜欢。”
“难道他不是奥地利人吗？”我问道。
“那还不是一样？语言一样，思维方式也一样。我还没有忘记普鲁士人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游行的情景。”
“有人告诉我，医生是犹太人最喜欢从事的职业之一，就像他们喜欢放高利贷一样。所以，最好永远别缺钱，也永远别生病。”
“但医生里也有天主教徒啊！”迪穆里耶冷笑道。
我说了一句蠢话。
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中间，在对犹太人表示反感之前，有些人总会承认在他们最要好的朋友里就有一些希伯来人。虚伪！我就没有犹太朋友（上帝保佑），我这辈子总是避免与犹太人接触。或许我避开他们是出于本能，因为犹太人（无独有偶，德国人也一样）的身上都散发着臭味（就连维克多·雨果也这么说，所谓“犹太人的恶臭”），这能把他们同别人区分开来，就像鸡奸者身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痕迹一样。我爷爷经常提醒我，犹太人身上的味道来自他们过量食用的大蒜和洋葱，抑或是山羊肉和鹅肉，黏黏糊糊的糖汁加重了这些东西的口味，让他们变得“味道鲜明”。但是这股味道也取决于他们的种族、被污染的血液和过度疲劳的腰部。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认识的那些耶稣会士曾说得非常正确。
我之所以总能避开犹太人，也是因为我非常注重别人的姓氏。那些奥地利犹太人一旦发财，就会花钱买下那些雅致的姓氏，诸如花卉、宝石或贵重金属的名称，就像西尔伯曼（银）或戈德茨坦（金）之类，而最穷的人则买下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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