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身为大夫，性不是一个吸引我的课题，尽管在萨尔佩提耶尔医院人们已经开始广泛谈论性的问题了。夏尔科教授发现，他的一个名叫奥古斯蒂娜的病人在歇斯底里症发作到一个严重的阶段时，会透露出自己所受的创伤来自幼年时遭受的一次性侵。当然，我不否认在引发歇斯底里症的创伤之中，会有一些与性相关，可并非全都如此。我认为把一切都归结为性实在是言过其实。不过也许是我这个小市民在假正经吧，使自己和这些问题保持距离。”
“不，”我心里暗暗说道，“你不是在假正经，而是像你那些受过割礼的同胞一样，为性所着魔，但又企图去忘记它。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淫秽的人什么时候对你的玛莎下手，让她生下一窝小犹太崽子，还让她因为疲劳过度而染上肺结核……”
此时，弗洛伊德又说道：“问题是我手头的可卡因已经用完了，我又重新被忧郁所困扰。古代的大夫们也许会说我的黑胆汁过量。我一度买到了默克的药剂，但现在他们因为只能买到劣质的原料而不得不停产了。新鲜的古柯叶只能在美国加工，目前最好的货源来自底特律的派德药厂，他们的产品颜色洁白，气味芬芳，溶解度更高。我曾经有过一批这样的可卡因，但在巴黎，我不知道要从谁那儿才能买到。”
对于我这样一个对莫贝尔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全部秘密了如指掌的人来说，这种事简直是小菜一碟。我认识一些家伙，只要和他们提上一句，别说是可卡因了，就是一颗钻石、一个狮子标本或是一坛子硫酸，他们也能在第二天给你送过来，但不能问他们是从哪儿搞到的。“在我看来，可卡因是一种毒药，”我心想，“不过用它来毒死一个犹太人未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我告诉弗洛伊德大夫，不出几天我就能让他得到足量的可卡因。弗洛伊德当然没有怀疑我对他提供帮助的动机。“您要知道，”我对他说，“我们买卖古玩这一行，人脉广得很。”
所有这些都和我自己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究竟是怎样熟识起来并且聊了些什么。弗洛伊德健谈而幽默，也许我把他误认为犹太人了。相比布鲁和布洛，我和弗洛伊德更能聊得开。有一次我和弗洛伊德谈到了他们二人的实验，并由此提到了迪穆里耶的那位女病人。
“您相信布鲁和布洛的通磁术能治好这样一位病人吗？”我问道。
“亲爱的朋友，”弗洛伊德回答说，“在我们研究的很多病例中，大夫往往过分看重对身体的治疗，而没有意识到病源极有可能是精神上的问题。如果病因是精神方面的，需要治疗的就是患者的精神，而不是身体。创伤型神经官能症的真正病因不是肉体的病变，这种病变本身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最初的精神创伤。人高度兴奋的时候，不也是会晕厥吗？所以，对于主攻神经疾病的大夫来说，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人是怎么晕厥的，而是什么事导致人兴奋到晕厥的地步。”
“可是怎么才能知道哪件事是兴奋源呢？”
“您瞧，亲爱的朋友，如果病人表现出明显的歇斯底里症状，就像迪穆里耶的那位病人一样，那么使用催眠法就可以人为地触发这些症状，使病人重新回忆起当初所经受的创伤。但其他一些病人由于自己的经历过于不堪，以至于他们决心抹去这段回忆，就好像把它埋在了心灵中一个无法触及的地带。这个地带太过深入，即使采用催眠法也不足以抵达。再者，为什么在催眠状态下我们的大脑活动能比清醒时更加活跃呢？”
“那我们难道永远无法知道……”
“我无法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我告诉您的这些都还是不成形的构想。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在睡梦中才能抵达那个地带。古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梦是能揭示现实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病人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和一个懂得倾听他说话的人交谈，也许在他描述梦境的时候，那个最初的创伤就会一下子浮出水面，昭然若揭了。这在英国被称为‘谈话治疗’。您会发现，在您向别人叙述很久以前的事情的过程中，您会回想起一些已经遗忘的细节，或者说您以为已经遗忘的细节，但其实它们被保存在大脑的某个隐秘的沟回中。我相信，这种重建记忆的工作越细致，所能拾回的记忆片段也就越多。不过，纵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点点苗头，也会造成强烈的精神不适，使人难以忍受，最终要对记忆进行……怎么说的来着？……切除？”
“瞧，这个犹太人露出马脚了。”我心想，我相信自己这时肯定满脑子都是犹太人的种种阴谋和计划，“这个民族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成为医生和药剂师，从而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同时控制基督徒。如果我病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自己交到你手上，将我所有的事情，连同那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统统说给你听，好让你成为我灵魂的主人？这比向耶稣会神父作忏悔还要糟，因为那时起码可以躲在忏悔室的格栅后面，说的也是人人都做的事情，因此所有人忏悔时的用词都如出一辙，几近专业化：我偷了东西，我和别人私通了，我对父母不敬。犹太人，你的用词把你给出卖了。你谈到切除术的时候，就好像要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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