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日记
到这个阶段，达拉·皮科拉的日记不仅和西莫尼尼写的相互穿插，而且在我看来几乎是相当愤怒，有时候他们两人会讲到同一件事，可是叙述的角度却完全相反，而西莫尼尼写的内容显得杂乱无章，仿佛一时记起这许多事件、人物和那几年间出入的交际圈要花费很大气力。西莫尼尼回想起的这些事件（时间顺序通常是混乱的，每一件貌似发生在先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在后）应该从所谓的塔克希尔皈依开始，到一八九六年或一八九七年结束。至少十二年的时间，日记里是一连串快速书写的笔记，有的地方几乎就是速记，似乎他生怕头脑中昙花一现的东西溜走似的。笔记中还穿插了长篇累牍的谈话记录、思考和戏剧化的事件。
因此，叙述者失去了平衡叙事的那根螺丝钉，日记的作者似乎也同样不具备，所以不得不把这些回忆分为不同的章节，看似是一件一件依次发生，或彼此毫不相干，但极有可能都是同时发生的——由此可以推断，西莫尼尼与拉奇科夫斯基会晤以后，当天下午又去见了加维亚里。不过，正如人们常说的，不管怎样……
亚当沙龙
西莫尼尼记得，把塔克希尔推上皈依天主的道路之后（那后来究竟为什么，达拉·皮科拉从他手上把塔克希尔抢走了呢？他弄不明白），他就决定——既然不能直接加入共济会——经常接触那些多少主张共和的人，他认为在这样的圈子里能找到大批共济会会员。多亏在博纳街那家书店的几位旧识，尤其是图斯内尔的引荐，西莫尼尼经常应邀参加那位朱丽叶特·拉梅西纳女士的沙龙，她如今已成为亚当夫人——一位左派共和党议员的妻子，这位议员是地产信贷银行的创始人，后来又成了终身参议员。因此那座最初在布瓦索尼埃尔大道，后来迁到马勒泽布大道的宅邸少不了金钱、政治高层和文化的点缀，在那里，不仅女主人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甚至出版了一本《加里波第传》），常来登门的都是像甘必大、梯也尔、克里孟梭这样的政治人物，以及普鲁东、福楼拜、莫泊桑、屠格涅夫这个级别的作家。西莫尼尼在那里曾和维克多·雨果有过几面之缘，那是在雨果去世之前不久，人已然憔悴得像他自己的塑像一样，被大把的年纪、议员的职务和脑溢血后遗症折磨得呆若木鸡。
西莫尼尼不习惯涉足那样的场合。应该就是在那些年里，他在马尼餐厅遇见了弗洛伊德医生（如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所记），当医生向他讲述自己为了去夏尔科家赴晚宴，不得不去买一身燕尾服和一条漂亮的黑领带时，他忍不住笑了。现在西莫尼尼也必须去买黑色燕尾服和漂亮的黑领带了，但这还不够，他还要到巴黎最好的（也是口风最紧的）假发作坊买一副漂亮的胡子。尽管他年轻时也受过教育，不至于让他显得没有文化，而且在巴黎生活的这些年他也没有荒废阅读，但一旦大家讨论的话题虚无缥缈、旁征博引、玄奥深刻，而谈话之人又表现得总是那么顺应时代时，他会感到很不自在。所以他从不作声，始终专注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只有当别人偶尔提及远征西西里时才会发言，而在法国，套用一句赛马场上的行话，牌价依然很高。
他惊讶极了。他已做好思想准备，知道会听到拥护共和的言论——这在当时很常见——以及革命派的言论。然而朱丽叶特·亚当却喜欢被俄国人团团围住，很明显那些都是沙皇势力的党羽，朱丽叶特和她的朋友图斯内尔一样，也是仇视英国的。在她的《新杂志》里，像莱昂·都德这样被贴上反动标签的人物都能发表文章，尽管他父亲阿尔丰斯·都德被认为是忠实的民主派——不过，亚当夫人相当令人称道，她将父子二人都视为沙龙的座上宾。
沙龙里的反犹太论战因何而起始终无人知晓，但这一话题总能把沙龙的气氛推向高潮。难道是源自社会主义者对犹太资本主义的仇恨？那位颇负盛名的图斯内尔就是这种言论的代表性人物。或是源自朱莉亚娜·格林卡到处宣扬的神秘反犹太主义？她与俄国神秘主义的圈子过从甚密，至今念念不忘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在巴西看过的坎东布莱教(1)仪式，那时候她父亲在那里当外交官，后来她与巴黎神秘教派的预言家布拉瓦茨基夫人(2)关系非常密切（大家私底下议论）。
朱丽叶特·亚当对犹太世界的疑忌并非遮遮掩掩，西莫尼尼曾参加过一个公开朗读晚会，当晚朗诵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段作品，内容明显出自布拉夫曼，也就是在与西莫尼尼的一次会面时，向他揭露的关于卡哈尔的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在多次失去领土和政治独立之后，他们的律法几乎成了他们的全部信仰，为了存活下去，他们比以往更加团结，这些生命力如此顽强，具有异于常人的力量和能量的犹太人，永远无法抗拒在固有国家之上建立国家，建立所谓国中之国，这是他们自始至终的理想，即便在受到最残酷迫害的日子里，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他们始终坚持自我隔离，不与他人混居，认真坚守着一条基本戒律：‘即使流离失所，也没关系，你要执守信念，一切应许给你的终将实现，此时此刻你要生活下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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