峪关高高的城墙上，见到一列载货的蒸汽火车，喷出白烟，驶过关外北面的大漠，往西域奔去。火车走后，那条白烟仍久久不散，像一根柱子一样浮挂在空中。真是个“大漠孤烟直”的景象。
嘉峪关游人不多，寂寥得很。驻守在关外附近的一连解放军，集体乘坐了七辆大军车来玩。年轻的军人，大概难得有一天的假期，好像一群出门远足的小学生，蹦蹦跳跳。
中午，在一棵树下的小吃摊前，等班车回酒泉，吃了一碗关外的麻辣凉面皮。有几名解放军也在吃。面皮做得像个圆鼓鼓的白色大年糕，足足有四五寸厚，直径两尺左右。摊主用一个特制的小铁器，随手在上面轻轻转个圈，就有一条条的面皮被刮了下来，再淋上一些油和调料。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酒泉是个理想的中途栖息站。这干净的小镇，只有东、西、南、北几条大街。镇太小，连公车也不必要了。下午，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在温暖的秋阳下，不到半小时，就绕完小镇一周，觉得好悠闲自在。从酒泉公园回来，时间依然多得很。一整个下午，我便在镇上逛一家又一家的国营商店，补充旅途上的一些必需品。
我先到东家去买了一条“祝君早安”的洗脸毛巾，又到西家去买了一卷卫生纸，再往南门市场，买了一瓶山西汾酒，最后才到北关车站去，买了明天早上到敦煌的班车票。这真有些像古乐府诗中所写的，当年花木兰代父从军前所做的事，只是她买的东西和我买的不太一样。她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傍晚，回宾馆的餐厅吃饭。偌大的一个餐厅，只有一桌坐满人。
“请问您几位？”服务员迎上来问。
“一个人。”
“那不如包餐吧，一个人十元。”她笑着说。
“好，那就包餐。”我在那一桌人对面坐下。看样子，那似乎是一位厂长，在宴请一批十几岁的少年男女工人吃饭，庆祝什么似的。菜一道一道地上，有洋芋焖肉、青椒炒肉、红烧牛肉、蒜苗炒肉、排骨花生汤，还有主食大米饭和馒头。馒头堆得高高的，像座小山。
包餐来了。我发现，我吃的正和对面那桌的一模一样，只是分量少一些，盛在一个一个比较小的碟子里端上来。原来这就叫“包餐”，像台湾所说的“和菜”。十元人民币吃了四菜一汤，用香港的消费标准来说，太便宜了，而且这是酒泉最好一家宾馆的餐厅，师傅的水准恐怕也是酒泉市最好的，吃得我非常满意。晚上回到房里，摸摸肚皮，把那瓶山西汾酒开了，对着窗外星月下的祁连山，一个人自酌独饮。
四
一直觉得，敦煌的地理位置很奇特。远在唐代，它就好像偏离通往西域的主要驿道，有点寂寞地孤立在西南一角。可是，从瓜州（今苦峪城附近），却又有驿道通往敦煌。旅客从东面来到瓜州，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经常乐县（今安西），折北往伊州（今哈密）出塞，完全不必经过敦煌。但他也可以沿着另两条南北驿道，到敦煌去，再从敦煌西面的玉门故关出塞。然而这样一来，好像绕远路，路程比较长。所以，玄奘当年到天竺取经，走的便是第一条路。他就没有到过敦煌。
事实上，今天的敦煌，依然偏离主道，既不在兰新公路上，也不在兰新铁路线上。乘搭火车，顶多只能到柳园站，便需转换班车，往南走一百二十公里，才到得了敦煌。这样的转换太麻烦了。所以，连我这个“火车迷”去敦煌，也不坐火车了。坐火车也到不了敦煌。
酒泉有定时班车直达敦煌。我前一天已买好了票，说是豪华空调旅游车，票价人民币十八元，比普通客车的贵几块钱。上车对号入座，很有秩序。车子是扬州车厂出产的旅游车，高背座椅，确比普通客车“豪华”许多，也干净许多。这以后，我见到扬州车，都比较有好感，也比较放心。
7点半准时开车。沿途是看不尽的祁连山和戈壁滩。原以为，到了西域，路必定不好走。但建在戈壁滩上的兰新公路，却出人意料的平坦宽畅，而且经常是笔直的，很少拐弯。中午在玉门镇停车吃过午饭后，下午经安西，5点左右便抵达敦煌了。
敦煌用的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阳光依然十分猛烈。如果中国有时差，敦煌这时应当才下午2点左右。县里没有公车。我在宾馆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城南去看鸣沙山和敦煌故城。回到城里吃过晚饭，晚上9点钟了，天才开始暗下来。
晚上回到我住的飞天宾馆，有一名中国台湾同胞，在三楼的服务台，“教训”那名服务员。
“你们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客人等了十几分钟，还没拿钥匙来！”
那位年轻的女服务员，也不答辩，脸上没有表情，把钥匙掷给那名台湾旅客，便转身到柜台后的小房去。
敦煌市郊的沙丘
整丘的沙好像大海，和蓝天连成一线
这样的场面我见多了，好像也越来越麻木了。通常，责骂服务员的，绝大多数是国外或境外的旅客。内地同胞往往出奇的有耐心，出奇的容忍，不太生气。我第一次回内地，也常常生气。第二次再来，面对这种场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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