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是真的，于是扑了上去，而阿尔卡怂恿着我继续：对，对，干坏我，干坏我。
12
待我将那热辣的场面拨到一边，回返现实世界，我再次印证了那句话，万物的趋势是单调。从她可笑的手势推测，悲摧的阿尔卡正跟我谈起她昨夜在卡塞尔吃了些什么：极有可能是个汉堡，尽管从她手指多次勾勒出的轮廓来看，也或者是只蚂蚁。
我自忖着，若是后者，那她的故事还真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无聊，但也无从知晓。我决定掉转视线，望向车窗外的风景：同样一成不变的市镇，等高的房屋，没有戳破平面透视的教堂钟楼，纯粹的枯燥崇拜。我忆起罗兰·巴特曾这样描述他由衷敬仰而后又百般苛责的中国，就远观之下的中式城镇写作了如下句子：一切都太无趣了，他道，没有了钟塔，一切都如中国茶一样乏味至极。
“所以才要吃蚂蚁么。”我道，幸好她不懂。
不久之后，我们在卡塞尔两个火车站中较现代的那个下了车，打的前往位于城市主干道之一、上国王大街的黑森兰德酒店。自车站到酒店的旅程令我至今难忘，因为有种奇异的感觉陪伴了我一路：出租车所到之处，街上的人们都会骤然停下，紧盯着我，就像在说，你终于到了。
他们在等谁吗，且把我俩弄混了？真够奇怪的。再说，我怎就觉得自己成为了路人目光的焦点？明明事实就恰好相反，在卡塞尔，根本没人——这点我太清楚不过——在期待我的到来。
现如今我想通了，那只是缘于我太过孤单；我必须想象人们在期盼我，仿佛在期盼5月雨一般。
想到全城都在守候我，我惶惑不安地跨过黑森兰德酒店的门槛。我感觉那位西语讲得很烂的前台在接待我时总像在说：是时候了，您也该到了。而就我的问题，她告诉我，卡哨尔公园、林地和成吉思汗中餐馆差不多就在城市的另外那头。
“超远。”我听见她说。
随后，她谈起那片森林，道，里面有好多种鸟，而且令她高兴的是，松鼠特少。这是她的原话，在我听来未免有些过于琐碎，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得到命令要对我如此表现，也就是说，表现得这么庸俗。我决心出其不意，问她，她实际想说的是不是：在卡塞尔，真正有先锋精神的松鼠特少。阿尔卡笑了，像是完全听懂了我的问题，但她没懂，这点我可以确定。所以很明显，阿尔卡之所以笑是因为她的工作要求她对我所说的一切付诸一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气恼。
“要追笨女人，先学体谅人。”我说。
只是个麦高芬而已，可阿尔卡就跟绽了线似的大笑起来，整个肚子都在颤抖。
“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我冲她道，“我在机场，您呢？”
太惊悚了，她抽得如此剧烈，以至于笑倒在地。而当我将她扶起，我差点没把“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又说一遍，看看她还会不会再尝一次黑森兰德酒店大堂冰冷瓷砖的味道。但我忍住了，我还没那么坏。
13
玛利亚·波士顿抵达黑森兰德酒店时（来接替阿尔卡，顺便——我估计哈——将我从后者的“欢笑护理”中解救出来），我很自然地以为她是楚丝·马丁内兹。不然我还能怎么想？因此，当她提到，她要跟我解除一个大大的误会时，我有些迷茫。可能我会觉得挺奇怪的，她说，但一年前，在巴塞罗那，她迫不得已扮成了她的领导楚丝，因为这是后者的要求，请她临时篡用她的身份，生怕我因楚丝没亲自来赴约而大光其火。我能否原谅她们的欺骗？
我当时就怔住了。稍后，我反应过来。当然，我原谅她们，我道，但在她们心目中，我有那么敏感易怒？难不成有人告诉过她们，六十岁后，我变得刻薄了起来？是谁走漏的风声？
我装不在乎，其实不甚理解：这种身份变换太反常了，几乎及得上见我车驶过便停下看我、评断我确已来到的卡塞尔市民。不对。巴塞罗那那天，波士顿顶替楚丝的举动怎么都说不通。即便如此，我决计不去在意她们的骗局。我还掂量着，若是较真了，我或许就会被看作某个神经兮兮、不懂变通、对人性的弱点毫无宽容心的人；尤其是，我还冷落了我的文学所实际捍卫的东西：游戏、身份偏移、做别人的乐趣……
我试图表现得无比自然，便向波士顿询问起皮姆·杜兰。我真想晓得，皮姆会不会也是她，反正一切皆有可能。她是我助手，波士顿说，就跟我也是楚丝的助理一样。我随即问她知不知道她领导在哪儿，这人就不怕——现在可比一年前更有理由了——仍旧没能见她的我大发雷霆？
是这样的，波士顿连忙解释道，当天早上，万事缠身的楚丝无奈去了柏林，但我不用着急，周四她正好能回来和我共进晚餐，就定在八点整——她极力想让我记下来——约尔丹街饭店；一切已计划完备、安排妥当：典型日耳曼式的一板一眼。
我又问起提诺·赛格尔、皮埃尔·于热和珍妮特·卡迪夫作品的所在地，吐出这些名字时就好像他们是我一辈子的铁哥们儿似的，实则我对他们是谁毫无概念。
提诺·赛格尔在此次文献展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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